来源：《西域研究》2009年第2期 / 作者：何永明 / 日期：2026-06-23 / 浏览：31 次
杨增新研究综述
何永明
自20世纪初至今的杨增新研究，大致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20世纪80年代为界可分为三个阶段，现作如下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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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1917年，谢彬以财政部委员身份，前往新疆调查财政，著有《新疆游记》。[1]谢彬对杨增新时期新疆的赋税制度、军队情况、财政状况、币制、吏治及社会生活等进行了考察，对杨增新治理新疆持同情态度，认为杨增新在国家暂时中断对新疆财政支持的情况下，能使新疆各项事业缓慢发展实属不易。对杨增新本人的评价，谢彬认为：“杨之为人，才识干练，能大有为。惟惜成见太深，服官西北太久，世界思潮太弱，未能为向上之发展耳。”1928年，徐旭生随中瑞西北考察团赴西北，著有《徐旭生西游日记》一书，[2]书中认为杨增新推崇老子思想、道家思想并不是他的本色，他用治理州县的方法治理全省，能保全全省17年的治安，绝非侥幸。对于杨增新在新疆的治理，他用“功大于过”来概括，指出杨增新统一伊犁，收回阿尔泰，防止其沦为异域，实行弱兵政策防止武人干政，为他的功绩；但杨增新思想顽旧，不愿发展新疆的教育，又是其落后的一面。这一时期，国外涉及杨增新研究的文章主要有博斯哈尔德的《省长杨增新》[3]等。博斯哈尔德在其文中论述了杨增新治理新疆的重大事件，认为杨增新的治新政策总体上是成功的，对新疆的稳定做出了贡献。文格特在其文中评价杨增新时期的教育是落后的。[4]总的来说，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对杨增新的研究还处在开始阶段。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军阀混战结束，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中国处于危急关头，一些学者把目光聚焦边疆，从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国民政府也迭次派员来新疆考察，试图把新疆作为战争的后方，并希望从苏联获得援助，遂引发了国内对新疆史研究的小高潮，出现了不少研究新疆的著作，有吴廷燮的《新疆大记补编》、吴绍璘的《新疆概观》、吴霭宸的《新疆记游》、倪超的《新疆之水利》、许崇灏的《新疆志略》、张之毅的《新疆之经济》、李寰的《新疆研究》、蒋君章的《新疆经营论》、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等。这些著作对杨增新时期的新疆有所涉猎，但大多涉及很少，惟有《中国经营西域史》[5]对杨增新在新疆的治理作了比较深刻的研究，认为杨增新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运其才智，竭其心力，竟能于艰苦危难中，平定事变，保全疆土，其事可纪，其功可歌也。”在《新疆经营论》[6]中，蒋君章主要就杨增新荡平内乱、外交政策、内治成绩等进行论述，认为新疆统一之告成实杨氏之功，杨增新在对外交涉上持不卑不亢的态度，“新疆未为蒙古之续者，杨之力也。”但蒋对杨增新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发行纸币导致物价腾贵持否定态度。李寰在《新疆研究》[7]中对杨增新时期的的币制改革、道区划分、待遇蒙回王公制度、军制、外贸、工矿业、农业、禁烟等进行了论述。值得注意的是，慕寿祺的《甘宁青史略》[8]虽不是研究新疆史的著作，却涉及杨增新在甘肃的活动，弥补了杨增新早期研究的空白。这一时期国内也有一些研究杨增新的论文，如王耘庄的《杨增新赞成袁氏称帝之新证》[9]、宫碧澄的《杨增新时代增设道区县治及县佐考略》[10]和《新疆过去教育情况与改革计划》[11]，涉及杨增新时期新疆道区、县治、县佐设置以及新疆教育和边防等问题。周东效在《关于杨增新》[12]一文中认为，杨增新治理新疆深得民心，人虽死而其“去思尚在民间”。这一时期，国外研究新疆的著述较少，寇诺利的《苏联在东方的经济政策》一书[13]涉及到杨增新时期的新疆与苏联商业贸易。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至1978年，我国大陆地区研究20世纪一二十年代新疆史的著作和论文很少，而台湾则出版了广禄的《广禄回忆录》和尧乐博士的《尧乐博士回忆录》[14]，这两部著作虽然是回忆录，但对杨增新统治时期的新疆以及杨增新在新疆的治理活动进行了论述和评价。在《广禄回忆录》[15]中，广禄论述了杨增新保境安民的政策、吏治、军队管理、交通、外交、处理白俄窜扰新疆事件等，认为杨增新治理新疆17年，实行的是无为而治，并且取得了效果，对他安抚哈萨克的民族政策等持肯定态度，总的来说，广禄对杨增新在新疆的治理也是以“功多于过”来评价。这一时期，外国学者对新疆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出版了不少新疆史专著，如欧文·拉铁摩尔的《亚洲的枢纽——新疆与中俄的亚洲内陆边疆》[16]、耐曼的《英、中、俄、日在新疆的利益，1918～1934》[17]和斯克莱因与奈丁格尔合著的《马继业在喀什噶尔》[18]等，这些著作皆涉及杨增新时期的新疆。拉铁摩尔在其书中论述了杨增新的统治手腕、民族政策、内政整顿、经济发展、商业贸易等，认为他狡猾多疑但爱国，实行的是一种民族牵制政策，利用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的对抗情绪，定居民族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情绪和矛盾对他们实行牵制，并指出他的财政整顿、遏制高利贷等措施并没有收到很大的效果，还造成了新疆的通货膨胀，也没有解决财政困难的局面，但他对杨增新防止俄败兵窜扰新疆、维护新疆稳定等做出了肯定的评价。耐曼在其书中使用了大量保存于英国国家档案馆的英国外交部档案、印度事务部档案，特别是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馆所留下的喀什噶尔日记，论及杨增新时期英、俄、日对新疆的争夺以及对中国主权和利益的侵略。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80年末，我国新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杨增新治理下的新疆及杨增新本人的研究也得到发展，整理出版了不少涉及杨增新时期政治、经济、外交、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史料。涉及杨增新的著作主要有《新疆简史》[19]和《辛亥革命在新疆》[20]等。《新疆简史》对杨增新处理白俄窜扰新疆事件的对策、杨增新的政治、军队及宗教政策、杨增新时期的社会经济、财政金融及对苏贸易关系和他所实行的愚民政策等做了详细深入的研究，此书给杨增新在新疆的统治定性为军阀官僚统治，指出杨增新统治下的教育卫生事业等极其落后，但对杨增新保全国家的主权利益，对新苏贸易的发展、民族宗教政策带来的稳定等作出肯定的评价。魏长洪在其书中指出杨增新窃取新疆政权后，使用打击和拉拢的手段，瓦解革命力量。作者对杨增新在辛亥革命中所作所为持否定态度。
大陆学者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发表了不少研究杨增新的论文，其中既有对杨增新的综合研究，也有对杨增新治理新疆某一方面的专题研究。
在综合研究方面，朱允兴在《论督新初期(1912～1916)的杨增新》[21]中，考察了伊犁事件、策勒村事件和阿尔泰事件，认为杨增新杜绝沙俄干涉，和平解决伊犁问题，利于边局稳固；将策勒村事件中迫于沙俄压力而被错误判决的中国人提前释放，表现出他的爱国心；在阿尔泰事件中，援助军队、协济粮饷，维护了边疆领土完整和国家尊严，他认为杨增新是“具有民族气节和爱国心的封建官僚”。朱允兴还在《论杨增新督新时期的一些问题》[22]一文中，探讨了杨增新与其他同时代北洋军阀的异同。作者认为，杨增新与其他北洋军阀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在“统治的手法和效果上确有些很不相似的地方”。杨增新在新疆的统治为专制统治，但“没有包括帝国主义的势力在内”，这一点有别于北洋军阀。陈宁生在《杨增新评传》[23]一文中，论述了杨增新以柔克刚、以静制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伊犁事件，“阳虽主战，而阴则主抚”解决哈密、吐鲁番起义问题，剿抚并用解决哥老会问题，归并阿尔泰，统一新疆。作者还对杨增新的内政方针进行了评价，认为杨增新是官僚地主阶级在新疆的总代表，他所实行的一切政策，都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巩固和加强其统治，避免危及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权宜之计。彭武麟在《评杨增新主政新疆17年》[24]中论述了杨增新统一新疆、对外交涉、无为而治以及他所实行的民族宗教政策等，认为杨增新主政新疆17年，对维护祖国边疆安全和国家统一具有一定的历史功绩。作者把杨增新定性为“一个爱国的封建政治家”。袁澍的《杨增新治新事略》[25]论述了杨增新治新过程中内政外交的重大事件，他认为，杨增新为民国历任新疆主政者中首屈一指人物，他保境安民的措施为消极被动的防御措施，但他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使新疆免于疆土沦亡，全疆民众得以安居乐土，使全国无西顾之忧，是有一定功绩的。胡以新的《统治新疆18年的杨增新》[26]等也是对杨增新之综合研究。
关于杨增新的专题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内政、对外关系、民族宗教、教育、经济等方面。
在杨增新治理新疆的内政方面，陈慧生在《试论杨增新闭关自守和愚民政策的实质》[27]一文中认为，杨增新闭关自守政策来源于“老子之道”，反对在新疆实行近代化，政策的实施不能使新疆摆脱经济落后的局面；杨增新在新疆实行愚民政策，遵照老子“不尚贤，而尚愚”的哲学，反对开通民智，防止人民起来革命，是和巩固其统治联系在一起的。在《杨增新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态度》[28]一文中陈慧生认为，杨增新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态度是反动的，他极端仇视伊犁革命，镇压哥老会，对新疆的统一乃是“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作者还认为杨增新在新疆实行了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矛盾、使民族间互相牵制的反动民族政策。此外，陈慧生的《杨增新对待新思潮的态度》[29]、《杨增新政权的覆灭》[30]也是关于杨增新内政方面的研究。
在对外关系方面，梁克明在《论杨增新对外交涉的政策》[31]中，从杨增新抵制英俄的侵略、十月革命期间的中立政策及对白俄窜扰新疆所采取的策略三个方面进行论述，认为他没有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没有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未使新疆脱离中国而独立，不能把他看成历史的罪人。杨定名、何玉畴在《评杨增新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对俄政策》[32]一文中通过对策勒村和阿尔泰防蒙两事件的分析，认为杨增新对沙俄实行的是一种妥协投降的政策，他在新疆的统治是十足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文章最后得出结论：“杨增新对内镇压革命，维护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社会，严重地削弱了民族反帝爱国的力量；对外妥协投降，丧失民族气节，出卖民族利益，是个典型的具有买办性的封建军阀。”苏北海在《杨增新在新疆收回沙俄侵略利权的斗争》[33]中则认为，中国国内军阀间相互混战，皆依附于各帝国主义，而杨增新则不同，他能够依靠新疆各族人民的力量，抗击俄英各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收回被沙俄抢走的权利，在后来和苏联的交往中，也超越了同时代的北洋军阀，维护了民族的利益，开创了新疆较为安定的局面。买丽萍的《评阿尔泰事件中的杨增新》[34]论述杨增新在外蒙古西犯阿尔泰时，果断地采取防御措施，秉承守土安邦的思想，联合少数民族上层，成功保境守土，表现一个爱国封建官僚所具有的军事政治才能和胆识。此外，涉及杨增新统治时期新疆对外关系的还有陈慧生的《杨增新在处理白俄窜扰新疆问题上的措施》[35]等。
在民族、宗教方面，彭武麟的《论杨增新的民族宗教政策》[36]述及杨增新民族政策中联络、安抚、牵制、平衡诸环节，在宗教方面，虽不以行政手段干预宗教，但杨增新严禁不利于其统治的宗教活动，并以宗教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文章认为，杨增新的民族宗教政策是维系自己统治系统平衡的重要手段，是为其本阶级利益服务的。陈慧生于《杨增新和新疆伊斯兰教》[37]一文中分析，杨增新在新疆实行的宗教政策是“抚绥”政策，他利用伊斯兰教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对伊斯兰教的限制则是为了防止伊斯兰的活动危及到他的军阀政权。马明达、王继光在《略述杨增新督新期间的伊斯兰教政策》[38]中认为，杨增新不主张用行政力量干预正常的宗教活动，但他的不干预并非全然放任其事，他禁断伊斯兰教的门宦教派，利用宗教上层，始终把直接控制阿訇作为维护其统治的一支教化力量。魏长洪在《杨增新与新疆伊斯兰教》[39]中，从杨增新的宗教思想、杨增新的宗教政策及反对外国干涉新疆教务事宜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文章指出，杨增新在思想上尊重伊斯兰教，在新疆穆斯林中也获得好感；杨增新在处理宗教信仰的事务中基本上采取其宗教习俗的自然主义，反对任何新的教派进入新疆；在宗教政策上，他禁绝门宦制度，禁止私立道堂，实行穆斯林自选阿訇，防止官吏卖放阿訇；杨增新还反对外国干涉新疆宗教，禁止外人在新疆传教，防范和禁止泛伊斯兰、泛突厥主义在新疆传播。
在经济方面，陈延琪在《杨增新是如何缓解新疆财政危机的》[40]一文中，从制定赋章、剔除中饱、增加税收、裁军节支、开渠垦荒、兴办工矿、发行纸币七个方面探讨杨增新缓解新疆财政危机的措施，认为由于阶级和历史局限性，杨增新的措施只能对新疆的经济维持一时，不能根本上解决新疆的财政问题甚至发展问题。陈慧生的《杨增新统治时期的财政金融》就杨增新的各项财政金融措施进行论述，认为杨增新把维护独裁专制的军阀统治作为它的前提和出发点的，是坑民害民的政策。另外，陈慧生在《杨增新主新时期的对外贸易》中[41]认为，由于领事裁判权因英国公使和英国的抗议而未被取消，以致后来在新疆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纠纷和干涉，他在《略论杨增新倡导开渠垦荒》中[42]认为，杨增新“开渠垦荒”在新疆历史上应给予一定的地位。
在教育文化方面，陈慧生在《杨增新主新时期的教育和文化》[43]中认为，新疆教育文化的落后，除了历史原因之外，正是杨增新愚民政策的结果。杨增新的愚民政策还涉及到文化卫生方面，其所谓“行政以民生为要务，卫生以防疫为亟图”只是虚伪的空话。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末，台湾学者与国外学者研究杨增新的主要有两部著作，即张大军的《新疆风暴七十年》[44]和福布斯的《中国中亚的军阀与穆斯林：民国新疆政治史》。[45]张大军的《新疆风暴七十年》是港台地区研究近代新疆历史的代表作，对杨增新的研究也很深入，第一章至第十四章研究了杨增新在新疆的统治，论述了杨增新在新疆的崛起、新疆的内忧外患、杨增新的吏治革新与对新疆的蒙回各族事务以及新疆的财政、金融、经济与文教交通等各个方面，史料翔实，但未加详细分析整理。福布斯以政治为线索，对1911～1949年新疆各类军阀进行了研究，述及新疆的军阀统治与新疆穆斯林的关系，文中将杨增新定性为军阀，论述了杨增新对新疆穆斯林的安抚笼络和牵制政策，认为他对穆斯林的政策是成功的。
总的来说，此期对杨增新的研究处在复苏和发展时期，从大陆、台湾和国外的研究成果来看，20世纪80年代大陆学者的研究正处于转型期，渐次摆脱阶级斗争史的束缚，对杨增新本人及其治理活动的评价逐渐客观公允。
3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杨增新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涉及杨增新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并出版了第一本专门研究杨增新的学术著作。1993年台湾学者李信成所著《杨增新在新疆》[46]出版，书中从杨增新的崛起、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俄乱的冲击、政府与军队、宗教与教育、财政与经济六个部分进行论述，是一部对杨增新统治新疆的综合性研究著作。作者认为，杨增新于民国初年竭力援助而保全阿尔泰，实为其治新初期的一大功绩；杨增新在新疆内缺饷缺械，外无中央援助的情况下，坚持中立不干涉政策，依据公法保全新疆，更乘机收回了种种权利，其爱国护国之功无庸置疑；在军事方面，新疆军权始终由杨增新掌控，军队能适时地保卫疆土、维持治安，使新疆呈现相对太平的状态；在民族宗教问题上，杨增新能成功利用回队，以适当的宗教政策安抚维吾尔族，使新疆内乱的可能性降至最低点。在教育方面，作者认为新疆教育的落后实为新疆各种主客观因素所造成，不能仅归咎于杨增新，其观点可谓新颖。2001年樊明薪的《新疆三七政变血案真相》在台湾出版，[47]此书为其祖父樊耀南翻案，用大量的事实证明，刺杀杨增新的主谋非樊耀南，而是金树仁和张纯熙，乃受冯玉祥的指使，这与史学界一直所持的观点大相径庭。
20世纪90年代至今，大陆涉及杨增新的著作颇丰。白振生、鲤渊信一主编的《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48]从政治社会史的角度，揭示了1912年至1949年新疆军阀政治内幕和当时新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辛亥革命与封建军阀杨增新政权的建立，以及十月革命后的新疆形势与杨增新的独裁统治。陈慧生、陈超的《民国新疆史》[49]对杨增新在新疆的统治作了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他们认为，自哈密、吐鲁番农民起义以后，新疆各族人民依然过着被压迫被剥削的生活，杨增新军阀集团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在日益加剧，另外，作者还肯定了杨增新政权平定库车破坏祖国统一的暴乱，对杨增新没有彻底查究英约耐依木和库车宗教头目阿吉和卓表示遗憾。苗普生、田卫疆主编的《新疆史纲》[50]中对杨增新处理哈密吐鲁番农民起义、策勒村事件及杨增新内外政策进行了评述。杨策在《近代新疆史事述论》[51]中论述了杨增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措施；俄英对新疆的侵略及杨增新的反映；杨增新对哈密、吐鲁番起义的策略；杨增新统治新疆的政治、经济、宗教政策以及杨增新同俄苏的关系等，但作者在书中缺乏对杨增新统治新疆的评价。周泓的《民国新疆社会研究》[52]从民族学和社会史学的角度，探讨了杨增新时期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层面的问题，考察了邻国对新疆社会多方面的影响。《赛福鼎回忆录》中赛福鼎就杨增新镇压农民起义及哥老会暴动、杨增新的民族政策等进行论述，对杨增新在新疆的治理基本持否定态度。在专题研究方面，管守新、罗忆主编的《新疆大学校史》[53]述及杨增新建立新疆大学前身俄文法政学校。厉声在《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54]中，运用大量的史料，述及杨增新时期新俄（苏）贸易。
这一时期大陆研究杨增新的论文颇丰。鉴于王劲、段金生的《1980年以来杨增新研究综述》[55]已经对1980～2003年国内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了细致地综述，不再赘述。高兴在《“二杨”之间的是与非》[56]中透视杨增新与伊犁镇守使杨飞霞之间的矛盾，认为“二杨”之间的矛盾多缘于政见上的不同，即在养兵、防俄、裁军及俄败兵安置问题上的分歧。李娟梅的《民国时期中英关于新疆阿富汗人国籍问题之交涉》[57]一文述及杨增新时期新疆与英国关于新疆阿富汗人国籍问题的交涉。杨增新坚决反对英国人对阿富汗人的保护，认定阿富汗为无约国，不能享有贸易免税权。文章指出，英国领事极力为新疆的阿富汗人谋求免税权，企图以此诱使阿富汗人接受英国的保护，其真正目的并非保护阿富汗人，而是与俄国进行争夺，维护自身的殖民利益。高健、赵名江的《民国前期省议会研究》一文弥补了以前杨增新研究的不足，对前人一直未深入研究的新疆省议会进行专门研究，指出杨增新控制和利用省议会，使其不能很好地发挥代议机构的作用，但对维护新疆社会、减轻农民负担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58]
通过对杨增新研究的总览，可以发现对杨增新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不仅在研究著作和学术论文的数量上很可观，研究的领域也不断拓宽，整体上呈现出良好的趋势。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很少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重复研究较多等，这些问题在以后的研究中都需要注意。
查阅注释
[1] 谢彬：《新疆游记》，商务印书馆，1922年。
[2] 徐旭生：《徐旭生西游日记》，1929年。
[3] W.Bosshard,His Excellency Yang-Tesn-Hsing, 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 XVI, 1929, pp.87-89.
[4] R.O.Wingate,Educ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 XVI,1929, pp.319-327.
[5]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6] 蒋君章：《新疆经营论》，中正书局，1939年。
[7] 李寰：《新疆研究》，南天书局，1944年。
[8] 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台北：广文书局，1972年影印。
[9] 王耘庄：《杨增新赞成袁氏称帝之新证》，《瀚海潮》第1卷第4期。
[10] 宫碧澄：《杨增新时代增设道区县治及县佐考略》，《边事研究》民国25年第4卷第6期，第13～22页；民国26年第5卷第3期，第36～47页；第5卷第6期，第20～26页。
[11] 宫碧澄：《新疆过去教育情况与改革计划》，《边事研究》民国25年第4卷第3期，第24～37页。
[12] 周东郊：《关于杨增新》，《瀚海潮》第1卷第10期。
[13] V.Conolly,Soviet Economic Policy in the East,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14] 尧乐博士：《尧乐博士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
[15] 广禄：《广禄回忆录》，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
[16] Owen Lattimore,Pivot of Asia:Sinkiang & the Inner Asia Frontiers of China,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50.
[17]L.E.Nyman,The Great Britain and Chinese, Russian and Japanese Interests in Sinkiang, 1918-1934, Malmo,Esselte Studium, 1977.
[18]C.P.Skrine & P.Nightingale,Macartney at Kashgar:New Light on British, Chinese and Russian Activities in Sinkiang 1890-1918, London, Methuen & Co.,1973.
[19]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1986年。
[20] 魏长洪：《辛亥革命在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
[21] 朱允兴：《论督新初期(1912～1916)的杨增新》，《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22] 朱允兴：《论杨增新督新时期的一些问题》，《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23] 陈宁生：《杨增新评传》，《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24] 彭武麟：《评杨增新主政新疆17年》，《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
[25] 袁澍：《杨增新治新事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26] 胡以新：《统治新疆18年的杨增新》，《云南文史丛刊》1989年第3期。
[27] 陈慧生：《试论杨增新闭关自守和愚民政策的实质》，《新疆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28] 陈慧生：《杨增新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态度》，《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
[29] 陈慧生：《杨增新对待新思潮的态度》，《西域史论丛》第一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30] 陈慧生：《杨增新政权的覆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首届学术报告会论文集》（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31] 梁克明：《论杨增新对外交涉的政策》，《新疆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32] 杨定名、何玉畴：《评杨增新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对俄政策》，《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33] 苏北海：《杨增新在新疆收回沙俄侵略利权的斗争》，《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34] 买丽萍：《评阿尔泰事件中的杨增新》，《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
[35] 陈慧生：《杨增新在处理白俄窜扰新疆问题上的措施》，《中亚研究资料》1984年第1期。[36] 彭武麟：《论杨增新的民族宗教政策》，和龚、张山编：《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学院，1988年，第146～157页。[37] 陈慧生：《杨增新和新疆伊斯兰教》，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编：《伊斯兰教在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
[38] 马明达、王继光：《略述杨增新督新期间的伊斯兰教政策》，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编：《伊斯兰教在中国》，第369～395页。
[39] 魏长洪：《杨增新与新疆伊斯兰教》，《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2期。
[40] 陈延琪：《杨增新是如何缓解新疆财政危机的》，《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41] 陈慧生：《杨增新主新时期的对外贸易》，《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42] 陈慧生：《略论杨增新倡导开渠垦荒》，《新疆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
[43] 陈慧生：《杨增新主新时期的教育和文化》，《新疆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44]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兰溪出版社，1980年。
[45]Forbes,A.D.W.,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ican Sinkiang 1911-1949,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46] 李信成：《杨增新在新疆》，国史馆，1993年。
[47] 樊明薪：《新疆三七政变血案真相》，2001年。
[48] 白振声、〔日〕鲤渊信一主编：《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49] 陈慧生、陈超：《民国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
[50] 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51] 杨策：《近代新疆史事述论》，中央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52] 周泓：《民国新疆社会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
[53] 管守新、罗忆主编：《新疆大学校史》，新疆大学出版社，2004年。
[54] 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55] 王劲、段金生：《1980年以来杨增新研究综述》，《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
[56]高兴：《“二杨”之间的是与非》，《西域研究》2004年第2期。
[57] 李娟梅：《民国时期中英关于新疆阿富汗人国籍问题之交涉》，《西域研究》2004年第2期。
[58] 高健、赵江名：《民国前期新疆省议会研究》，《西域研究》2005年第3期。
(作者系苏州大学博士生、新疆大学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