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斯坦因于1930年4～5月前往南京，主要目的是获取国民政府为其第四次新疆考察发放中国护照，次要目的是争取国民政府高官给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写允许其考察的推荐信。在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的引荐下，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胡汉民于5月1日会见了斯坦因，谈论新疆事务。在胡汉民的要求下，新疆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张凤九、副主任王汝翼联名，于5月5日给金树仁写了推荐信。但随着中国各界抗议斯坦因的入疆考察，胡汉民迅速转变了对待斯坦因的态度。
英国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中文档案中译为“司代诺”）在进行其第四次新疆考察（1930～1931年）前夕，于1930年4～5月前往南京。在英国驻华公使迈尔斯·韦德本·蓝普森爵士（Sir Miles Wedderburn Lampson）的引荐下，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胡汉民于5月1日会见斯坦因，成为斯坦因在南京所见地位最高的国民政府要员。胡汉民和斯坦因仅此一面之交，且关系并不深入，但两位近代名人于1930年在南京会晤的前因后果及过程仍有研究的必要。在胡汉民的各种传记资料中，从未提及他与斯坦因的这次会面。而在英国藏斯坦因新疆考古档案中，则可找到一些相关记录。本文对这些记录进行梳理，或可为新疆近代史研究、胡汉民研究和斯坦因研究提供点滴史料。
一、斯坦因到访南京的目的
1884年新疆建省后，外国人进入新疆省境内考察，须持有中国中央政府发放的中国护照。斯坦因的第一次新疆考察（1900～1901年）和第二次新疆考察（1906～1908年），分别持有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外务部发放的中国护照。而斯坦因第三次新疆考察（1913～1915年）期间，因无北京政府发放的中国护照，频遭新疆省都督杨增新、新疆外交署长张绍伯等地方官员的阻拦。
1925年3月16日，斯坦因向英国外交部呈交了进行第四次新疆考察的申请书。鉴于第三次考察屡遭阻拦的经验教训，斯坦因提出申请北京政府发放中国护照的要求：
我新一次旅行的出发日期，最早也只能是1926年的夏天。不过，在出发进行考察之前，我显然有必要访问一趟北京。……我还可以利用这次访问，在大英国王陛下驻北京公使的帮助下，使中国中央政府了解我的考察活动的纯科学目的，并且从中国中央政府那里获得保荐书。这种保荐书，将可以防止省级地方政府妄图阻挠我考察的任何企图。地方政府的阻挠手段，往往是托词奉中央政府之命反对测绘。譬如在我的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这样的阻挠行为便曾一度威胁过我的工作。[2]
所谓“从中国中央政府那里获得保荐书”，也就是获得中国中央政府发放的中国护照。当时中国名义上的中央政府是北京的北洋政府。
1925年之后，外国人到新疆进行考古学考察，日益受到中国知识界的抵制。1927年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等在京的14个学术机构成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目标之一是抵制外国人来华单独考古。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年4月18日成立后，于1928年4月成立古物保管委员会，行使全国最高文物考古管理行政职能，由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张继兼任主任委员。随着北伐军的胜利，北京自6月28日起改称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于1929年1月将从南京迁往北平。从此，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和古物保管委员会以北平为基地，成为代表中国各界抵制外国人私自来华考古的大本营。
斯坦因申请进行第四次新疆考察后，于1925年7月与英国驻华公使馆汉务参事埃里克·台克满（Eric Teichman）相识，两人经常以书信方式讨论中国局势。1928年6月24日，台克满给斯坦因写信，介绍中国北京政府的垮台和南京政府的成立，建议斯坦因重点考虑与南京国民政府打交道：“眼下您不必担心在南京有可能建立一个南方中央政府的问题。如果您认为值得去的话，您也可以去南京一趟。”[3]1929年7月，国民政府首席外国政治顾问、前英属印度立法院院长弗里德里克·怀特爵士（Sir Frederick Whyte）返回伦敦度假，与斯坦因见面，答应将来在南京接待斯坦因。
1929年12月至1930年1月，斯坦因访问美国，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理事会、福格艺术博物馆等机构寻获考察经费10万美元，被聘为“福格艺术博物馆亚洲研究名誉研究员”，拟代表哈佛大学进行第四次新疆考察，为福格艺术博物馆搜集中国文物。在哈佛大学的推荐下，美国国务院答应将来为斯坦因提供外交支持。1929年12月31日，斯坦因在华盛顿与即将上任的美国驻华公使纳尔逊·特拉斯勒·詹森（Nelson Trusler Johnson）会面，詹森答应将来在南京为斯坦因提供帮助。
但斯坦因根据常识和经验判断，他将来到南京从国民政府外交部申请中国护照时，能提供外交支持的关键人物，还应是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因此，斯坦因在寻获美国资助的同时，也争取大英博物院参与第四次考察，以求将来能获得英、美两国的联合外交支持。1930年2月8日，大英博物院董事会批准了斯坦因的申请，为其考察提供3000英镑的经费。斯坦因争取到大英博物院的资助后，于2月11日拜访英国代理副外交大臣维克多·威尔斯利（Sir Victor Wellesley），要求得到英国驻华公使馆提供的外交帮助。威尔斯利接见斯坦因之后，由英国副外交大臣史蒂芬·嘉色勒（Stephen Gaselee）出面，于1930年2月28日给蓝普森写信，命其在南京帮助斯坦因。信中说：
奥莱尔·斯坦因爵士来访的目的，是请求我们的帮助。他想让我们帮助他从中国政府那里搞到一份推荐信，信上说明他进行这次考察是经过中国政府同意的。据奥莱尔·斯坦因爵士说，他进行的这次考察活动是一次英—美联合考察，因此他也正在恳求从美国驻华公使那里得到帮助。
……
如果您对此事没有什么反对意见的话，那么就请您与中国政府接洽，设法为奥莱尔·斯坦因爵士搞到一份他所需要的那种保荐信或介绍信，我们将会对此感到高兴的。您可以单独地去与中国政府接洽，也可以与美国驻华公使联合去接洽，这取决于您认为哪种办法最好。[4]
蓝普森接到英国外交部命令后，开始积极活动。当时，各国驻华公使馆仍留在北平，公使等外交官们遇事要与国民政府协商时，才专程来到南京。蓝普森自1930年3月以后，通过台克满与斯坦因联络，关注着斯坦因的访华日程，以便按时南下，在南京帮助斯坦因。
斯坦因在英国做好考察的准备后，于1930年3月8日离开利物浦，经美国、加拿大、日本，于4月22日到达中国上海，由怀特接待。斯坦因到达上海前，蓝普森和台克满已到南京，但因先要处理一些外交大事，于是让怀特稍晚再带斯坦因前往南京。4月27日晚，怀特带斯坦因乘夜班火车离开上海，于4月28日早晨到达南京。
斯坦因在南京逗留期间，主要拜访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按照怀特、蓝普森的建议，斯坦因在南京活动期间，还要尽可能多地拜访国民政府高层官员，争取他们的同情，并以私人名义给金树仁写推荐信。斯坦因访问南京前后，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不在南京，正在前线指挥中原大战。所以，怀特、蓝普森等人没有机会将斯坦因推荐给蒋介石，只能在国民政府各院长、部长中寻找一些能接见斯坦因的人。最终允诺接见斯坦因的人，除王正廷之外，还有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司法院院长王宠惠和教育部部长蒋梦麟。蓝普森于1930年5月22日致英国外交大臣亚瑟·韩德森（Arthur Henderson）的汇报信中说：
我又将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的考察计划向南京政府的其他要员做了解释，其中包括胡汉民先生（Mr.Hu Han-min）、蒋梦麟博士（Doctor Chiang Mou-lin）和王宠惠博士（Doctor Wang Chung-hui）。后来，我还安排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和他们所有人都亲自见了面，这样就为事情做好了铺垫。[5]
胡汉民是国民政府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当然成为蓝普森重点争取的对象。胡汉民答应接见斯坦因，也为斯坦因能早日从中国外交部获取中国护照增添了一份胜筹。
二、胡汉民在南京会见斯坦因的过程
斯坦因于1930年4月28日到达南京后，当日上午便和怀特一起前往英国驻南京总领事馆，先拜见英国驻南京总领事威廉·梅里克·许立德（William Meyrick Hewlett），然后在许立德的陪同下，拜见蓝普森和台克满。随后两日，斯坦因与蓝普森、台克满等经常会面，商量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路径。4月29日，蓝普森和台克满拜会王正廷，为王正廷会见斯坦因做准备。蓝普森拜会王正廷过程中，宣读并呈递了一份以英国驻华公使馆名义写的备忘录，正式代表斯坦因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中国护照申请。5月1日下午，王正廷如约在外交部接见斯坦因，由蓝普森、台克满作陪。王正廷在接见斯坦因的过程中承诺，在斯坦因离开南京前，为斯坦因发放中国护照。[6]
按照蓝普森与胡汉民的事先约定，斯坦因于1930年5月1日下午会晤王正廷后，立即在许立德的带领下，去立法院拜会胡汉民。胡汉民早有准备，考虑到斯坦因到访事与新疆考古有关，于是让立法院中的新疆省代表、新疆省政府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张凤九参加会晤。关于胡汉民接见斯坦因的具体细节，我们现在能从斯坦因档案中找到5条记录。
据斯坦因1930年5月1日记事簿记录：“拜访胡汉民先生（Mr.Hu Han-min），他是院长（President of Yuan）。新疆省代表张先生。……收到潘季鲁的无线电报。”[7]记事中提到胡汉民是“院长”，当然指立法院院长。记事中提到的“张先生”，即张凤九。记事中提到的“潘季鲁”，是斯坦因在新疆的官场旧友潘震之子，而潘震正是斯坦因当日下午与胡汉民谈论的话题之一。
据斯坦因1930年5月1日小日记记录：“拜访胡汉民（Hu Han-min），他是副院长（Vice-President of Yuan），是蒋介石的得力助手。长谈新疆的历史。新疆省代表答应给金树仁（Chin Shu-yen）写信。”[8]斯坦因在当日记事簿中说胡汉民是立法院的“院长”，此处又说是“副院长”，当属误记，也说明他对所见国民政府高官的情况并不熟悉。
与上述两条资料相比，斯坦因1930年5月1日大日记，更详细地记录了他和胡汉民的会晤经过。其中记录说：
许立德先生领我去拜访胡汉民先生（Mr.Hu Han-min），他是副院长（Vice-President of Yuan），是除蒋介石之外中央政府里最重要的人物。先由他的私人秘书接待。不久后，胡先生到来。他是一位非常聪明而强有力的领袖人物，就像旧时代最优秀的那一类满清官员一样，他也具有机警的特点。他带来了新疆省政府的代表，该代表穿着整洁，但给人的印象不太深刻。我给他们谈了新疆的古代道路，我在那里的朋友，我想沿着天山进行考察的希望。学术气氛令人愉快。提到了想寻找中国师爷帮助的念头。我让他们看了几篇论文，并留给他们，是关于亚洲腹地和帕米尔远征的论文。新疆省在立法院的代表答应，给金树仁（Chin Shu-yen）和另一个人写推荐信。下午5时离开，因为谈话太多，嗓子很疼。[9]
在这里，斯坦因仍将胡汉民的官衔误记为“副院长”。斯坦因记录的胡汉民“私人秘书”，指1928～1936年间胡汉民的唯一私人秘书王养冲。斯坦因留给胡汉民、张凤九的几篇自撰论文抽印本，包括1922年首发在英国《地理学学报》第59卷上的《公元747年一支横越帕米尔高原和兴都库什山的中国远征军》一文、[10]1925年连载于《地理学学报》第65卷第5～6期上的《亚洲腹地：其历史发展中的地理因素》一文。[11]
斯坦因会晤胡汉民后，于1930年5月4日从南京给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副馆长保罗·约瑟夫·盛克斯（Paul Joseph Sachs）写的汇报信中说：
在同一天（5月1日），我还和“众议院”（Representative Assembly）院长胡汉民先生进行了一次同样长时间的会晤。胡汉民先生是中国政府中仅次于蒋介石将军的第二号重要人物。我发现，胡汉民先生尽管只说汉语，他对于我过去的工作以及我的新计划也同样抱有浓厚的兴趣。新疆省政府的代表也参加了会晤，并向我保证说他本人要给我提供帮助，说服新疆省政府主席。[12]
斯坦因所谓的“众议院”，当然指的是国民政府立法院。
关于1930年5月1日胡汉民会见斯坦因的过程，记录最详细的一篇文献，当属斯坦因访问上海、南京后于5月17日写成的《上海、南京游记》未刊稿。其中记录说：
同样令人感到满意的，或者说更对我的胃口的，是英国驻华公使馆安排好了的另一次会晤。我在会晤了王正廷博士后，英国驻南京总领事许立德先生便带着我去进行这次会晤。这次会晤意味着，我和我的考察计划都会受到行政院院长（President of the Executive Yuan or Council）胡汉民先生（Mr.Hu Han-min）的积极关注，胡汉民先生还是仅次于蒋介石将军的国民党第二号领袖人物。我发现，在他身上体现出一种非常显著的个人品格，他的面庞和举止既能表达出超群的智力，又能体现出力量。胡汉民先生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其他任何外国语。但有一位英语说得极为流利的翻译可以帮助他，这位翻译是他的秘书，受教育程度很高。我不得不给他讲了一些有关我的前几次考察工作的情况，而他满怀着兴趣，随意地捡起一些细节，询问了一些有关的问题。我在讲述中国在中亚的成就事迹时，极力想引起他的兴趣，可以看出他无疑是感兴趣的。
不知怎么的，我似乎感觉到我又在同一位有学问的满清官员谈话。在我的前几次考察过程中，那一类的官员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朋友。胡汉民先生曾经听说过潘大人（Pan Ta-jen），他是我那些朋友当中的最好的一位。我谈到，我仍然深深地缅怀着潘大人，潘大人在全新疆都处处受到尊敬，胡汉民先生显然因此而感到高兴。新疆省在院（Yuan）里有名代表，他被胡汉民先生召来参加会晤。这时，他也参加到谈话中来，对潘大人大加赞誉。他本人是一个湖南人，他努力设法听懂我用一点点蹩足的湖南话说出来的事情。这样，就使我在提到新疆当地的事情和人物时，可以得到证实。我高兴地注意到，他们两人都穿着质地很好的丝绸衣服，显露出他们仍然怀念着革命以前在个人仪表方面的情趣。
就在那一天的早晨，我收到了潘大人之子发来的一份电报，这让我感到又惊又喜。他现在任疏勒县县长。他在电报中通知我说，他已经为了我的事情尽了最大的努力，并询问我这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这份电报先用无线电发报机发往白沙瓦，然后再从白沙瓦通过海底电缆电报发往我在上海的通讯地址，一路上花费的时间不到24个小时。我和我的中国老庇护人之子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同样也给他们产生了应有的印象。最后，新疆的代表答应给我提供一封推荐信，将我推荐给现任新疆省主席金树仁（Chin Yu-shan），我的考察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帮助。我当然对他答应写这封信表示了衷心的感谢，此后不久这封信就写毕了。[13]
原文中说胡汉民是“行政院院长”，更属误记。斯坦因说“胡汉民先生曾经听说过潘大人”，说明胡汉民关心新疆事务，了解潘震等新疆官员。斯坦因在1930年5月1日小日记、大日记中将金树仁的名字拼为Chin Shu-yen，而在这里误拼为Chin Yu-shan。
胡汉民于1930年5月1日接见斯坦因后，张凤九与新疆驻京办事处副处长王汝翼联名，于5月5日给金树仁写了一封推荐斯坦因重返新疆考察的公函。张凤九、王汝翼写给金树仁的推荐信，中文原件交斯坦因保存，由他到新疆后再伺机交给金树仁。我们今天尚未发现这封推荐信的中文原文，但在牛津大学藏斯坦因档案中，保存有这封信的一份摘要英译本，中译如下：
1930年5月5日张凤九（Chang Fang-chiu）和王汝翼（Wang Ju-yi）致新疆省金主席函大意。
胡汉民博士（Dr.Hu Han-min）给我们写信说，据英国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爵士面陈，他曾三访新疆，从事考古学考查，有许多发现。他和潘鹿碛（Pan Lu-chi）之间的关系非常友好。他现在正准备要重返新疆，进行一次类似的考察。
胡博士让我们给您写信，请您给奥莱尔·斯坦因爵士提供各种帮助与保护，因为他不认识您。
奥莱尔·斯坦因爵士是一位上了岁数的人。胡博士认识他，也给我们讲了有关他的事情。当他到达新疆省时，请您要求所有有关官员，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给他提供各种保护。当然，他所持用的由外交部颁发的护照上没有列的地方，他将不去探访。[14]
信中提到的“潘鹿碛”，即潘震。信中说“胡博士让我们给您写信”，说明这封推荐信是因胡汉民授意而写的。信中又说“胡博士认识他，也给我们讲了有关他的事情”，说明胡汉民给张凤九等介绍过斯坦因。这封信的摘要英译本使用了英国驻南京总领事馆的专用纸张，应为许立德翻译。
三、胡汉民对待斯坦因态度的转变
因为有英、美两国公使的联合请求，加上许立德的督促，国民政府外交部礼宾司于1930年5月7日以王正廷名义给斯坦因发放了中国护照。斯坦因本人在拿到护照之后，于5月10日离开南京，5月13日离开上海，5月29日到达加尔各答，6月初到达克什米尔，为入疆考察做准备。
斯坦因在没有和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古物保管委员会、中央研究院等组织、机构接洽的情况下，便从国民政府外交部获得中国护照，很快被曝光，立即引起中国各界的坚决反对。从1930年5月12日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抵制斯坦因入疆考古的运动，在古物保管委员会和中央研究院的带领下兴起，而且愈演愈烈。
张继领导的古物保管委员会为全国最高文物考古主管机构，蔡元培领导的中央研究院为全国最高学术主管机构。张继、蔡元培等人均为国民党元老，他们领导的抵制斯坦因入疆考古运动，必定会造成极大的影响。而斯坦因对于中国各界反对他入疆考古的运动，起初并不在意。他于1930年8月11日离开斯利那加，于9月23日经丕伊克卡进入中国境内，于10月6日到达喀什噶尔。
斯坦因逗留喀什噶尔期间，与喀什噶尔行政长马绍武、疏附县县长金抡、疏勒县县长潘季鲁等地方官员协商，电请金树仁允许他继续考察。1930年10月10日，斯坦因从喀什噶尔给金树仁写了一封致敬信，并将张凤九、王汝翼于5月5日在南京写给金树仁的中文推荐信原件一并附寄给金树仁，还给金树仁附寄了自撰论文《亚洲腹地》抽印本。斯坦因致金树仁致敬信，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其英文原文的一份炭纸复写抄件，没有署日期和地址，信文如下：
司代诺谨致书于迪化府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金树仁阁下。
阁下：
我从克什米尔一到达喀什噶尔，就请求将附寄的这封推荐信转呈给阁下。这封推荐信是我今年5月份访问南京期间，新疆省代表张凤九（Chang Fang-chiu）先生和王汝翼（Wang Ju-yi）先生在立法院院长（Chairman of the Legislative Yuan）胡汉民博士（Dr.Hu Han-min）的要求下向我提供的。在我那乐于助人的老朋友、已故潘鹿碛先生的儿子潘季鲁先生的友好帮助下，我通过喀什噶尔的马绍武道台和新到任的喀什噶尔旧城（疏附县）县长金抡先生，向阁下呈交了我的解释。我真诚地希望，有了这封推荐信，再加上我的上述解释，将能够使阁下对我新一次访问新疆省的目的有充分的了解。
应英国驻华公使迈尔斯·蓝普森爵士的亲自请求，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博士高高兴兴地向我颁发了一份特别护照。正如该护照中所提到的那样，我到访的目的主要与调查古代道路有关，这些古代道路是自从前汉以来中原和“西域”之间发生各种关系的通道。我从前为了相同的目的而从事的研究工作的性质，可以从一册讲演稿中得到说明。这是1925年我在伦敦做一次讲演时的讲演稿，我随此信给阁下附寄一册，请笑纳。
我在讲演稿中，特别标出了一些段落。这些段落中提到中国在开发中亚并使其文明化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也提到古往今来中国在这些地区的行政官员通过维持和平和秩序的手段给这些地区带来的好处。[15]
此时，中国各界抗议斯坦因入疆考古的运动已如火如荼。斯坦因写给金树仁的致敬信，以及张凤九和王汝翼奉胡汉民之命写给金树仁的推荐信，都不可能再起到什么作用。金树仁于1930年10月底收到斯坦因的10月10日来信后，于10月31日给斯坦因写了一封客套话十足的回信：
迳复者：
倾奉十月十日所发华函，并大著一册。庄诵之余，至为感佩。新疆为台端旧游之地，此次惠然重来，必能驾轻就熟，收获美满，此则可为预贺者。至来新目的，既专门考古，鄙亦极端欢迎，已电马行政长、金县长照料一切，希即就近接洽为荷。
专复。顺颂旅祺。
此致司代诺先生。
金树仁谨启。
中华民国十九年十月三十一日。[16]
但在金树仁默许下，斯坦因还是于1930年11月11日离开喀什噶尔，进行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旅行。[17]
斯坦因绕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消息，很快通过中外媒体的报道，引发中国内地政、学等界于1930年11～12月对斯坦因进行第二轮猛攻。在中央研究院、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强大压力下，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31年1月8日从南京给北平的英国驻华公使馆寄发备忘录，正式宣布：“为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中华民国外交部不得不吊销已经发放给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的游历护照。”[18]
在这种局势下，凡于1930年5月在南京与斯坦因接触过的国民政府要员，都设法撇清与斯坦因的关系，以免遭到张继、蔡元培等国民党元老的攻击。对此，国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李锦纶于1931年1月21日会见新任英国驻南京外交使团团长的许立德时，说出了实情。据许立德记录，李锦纶的原话如下：
他（李锦纶）接着又说，我作为他的私人朋友，他可以在私下极其秘密地向我透露一件事，即中国政府的首脑们觉得这个案子非常严重。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全都让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给哄骗了。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在南京时，曾受到极好的接待，但是他却愚弄了所有的人。因为他并没有从事他自己的研究工作，而是受雇于两个机构，成了拿薪水的雇员。[19]
这些“中国政府的首脑们”，当然包括斯坦因在南京见到的胡汉民、王正廷、蒋梦麟等人。
包括胡汉民在内的国民政府“首脑们”之所以迅速改变对待斯坦因的态度，首先是因为他们最终了解到，斯坦因就是曾三次盗窃中国新疆、甘肃文物的罪魁祸首“司代诺”；其次是因为他们忌惮张继、蔡元培等国民党元老以及古物保管委员会、中央研究院等机构的名流组成人员。王正廷于1931年2月9日会见代理英国驻南京总领事乔治·辛克莱·默思（George Sinclair Moss）时说的一段话，可反映这一点。据默思记录：
王正廷博士耐心地听着，默思先生在自己的辩解快要结束的时候，又详述了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对考古学的贡献是多么巨大，而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又是何等广泛。这时，王正廷博士插话说道：在中国方面的抗议书上签名的人，都是一些地位非常显赫的大学者。他们可以给政府施加巨大的影响，他本人不得不非常谨慎地处理好与他们之间的关系。[20]
王正廷所说“在中国方面的抗议书上签名的人”，指1930年12月21日古物保管委员会《关于奥莱尔·斯坦因爵士在中国新疆进行考古学考察的声明书》上的签名者，包括主任委员张继以及委员蔡元培、李煜瀛、易培基、翁文灏、傅斯年、朱家骅、袁复礼、李四光、李宗侗、徐炳昶、马衡、李济、刘半农、袁同礼、陈垣、沈兼士、俞同奎、黄文弼等19人。[21]正是这批具有爱国心的政、学界名流，最终挫败了斯坦因的第四次新疆考察计划。
斯坦因于1930年4～5月访问南京，寻求中国中央政府为其第四次新疆考察发放中国护照，这反映出金树仁统治时期中央政府可对新疆省进行有效管控。胡汉民在英国驻华公使馆的请求下接见斯坦因，并命张凤九、王汝翼向金树仁推荐斯坦因第四次新疆考察，这反映出胡汉民可通过国民政府立法院的新疆省代表，与新疆省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但随着中国各界对斯坦因入疆考察真相的披露，胡汉民没有继续为斯坦因说项，也算是站在了历史的正确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