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依赖于现在的过去：历史的现在时

对“异文化”的研究与考察预设了人类学跨文化的理论整合特质。由此促使了人类学对于“他者”的社会史与个人生活史的重视与兴趣。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掀起的人类学对自我学科批评与反思（self-critical and self-reflective）的浪潮，使人类学越来越注重地方的历史情景与所研究人群社会生活的历史维度，在这一时期，人类学家尤为关注人类学与历史学的整合问题，以及人类学家应该如何在自己的研究、描述与分析中处理时间问题。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对于历史的研究有了较为完善的学术旨趣和清晰的焦距（foci）。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塞尔维麦和格里夫（Silverman, M and Gulliver, P, H），他们将人类学的历史研究分为两类：历史民族志（historical ethnography）和历史的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history），并且强调了人类学视域下依赖于现实的历史研究维度。

塞尔维麦和格里夫指出，历史民族志（historical ethnography）强调通过文献与口述历史对特定的、可识别的地方与族群在过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进行研究与分析。它强调一种“本地观点”（native points of view），这种观点向人们提供了一种真实而完整的社会和人群历史，对本地观点的探讨，展现了不同的地方历史版本，从而构建了一种活态历史（a dynamic history），以此通过参照过去（reference to the past）来更好地解释和理解现在。这对应了传统上人们对于历史的认知。

不过，另一方面，历史的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history）则更进一步地强调了人类学依赖于现在解释和重构过去的历史研究方法。它指出由于人们依据现在构建、或是再构建他们的过去，所以人类学家并不试图诉求一种客观的历史，而重点考察人们到底知道和记住了哪些过去，以及人们如何和为什么根据现在感知过去。人们对于过去的版本选择和评价来源于当代的观念与需要，由此使得这种历史版本一代不同于一代，所以这些历史版本对于人类学研究与理解特定情景中的个人生活与社会变迁尤为重要。在这种状况下，聚焦过去的本地观点，同当代的文化观念与社会秩序息息相关。

不过诡吊的是，人类学对于历史根据现在回溯过去的理论洞见，却不得不回溯到历来反对历史价值、强调文化工具性的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Mlinnowiski）。马氏的研究强调实地的田野参与和调查，他要求人类学家通过与生活于田野中的当地人进行长谈（long talk），来考察词语的变化，以及不同时间人们对于事物、动物、姿势的看法与观念的转变。马氏尤为强调语言（language）价值，他认为通过与当地人的语言交流与对话，任何事情在其中都能够得以了解，在对这一方法的强调中，包含了马氏对于历史的理解：一方面，如果过去的事物已经不再存在于人们的谈话交流中，那么也就再也没有什么解释的价值了；另一方面，如果过去的事物仍然作为一个特定的主题而出现在人们的言谈之中，那么也只能根据现在来解释和理解它。对于第一方面而言，由于过分强调理性与工具性，而忽略历史价值，当然并不可取，不过对于后一方面而言，马林诺夫斯基却恰当地点出了人类学对于历史的研究特质，为后来者提供了在特定情景中研究历史的“罗马之路”（the Road to Rome）。

在这一历史研究中，人类学家强调的是情景（context）和询问（interrogate），强调事情是如何被告知的，而不仅仅考察获得信息的对与错。白德维尔（Birdwell P）也指出，“人类学家运作历史（do history），在于从现在的背景中回溯历史（present backward to history），重点考察具体的社会－文化－政治－情景中到底发生了什么（what really happen）。”进一步地，帕门梯尔（Parmentier, R, J）将这种运用现在连接过去的人类学历史研究称为“历史形式的民族志研究”（ethnography study of the modalities of history）。这一概念强调时间研究中地方历史记忆，权力分配下对历史意识的控制、构建以及破坏，历史意识中的文化符码排列，以及当地人如何有意地去构建和解释历史等。从这一研究内容和角度来看，帕门梯尔将历史研究和地方文化紧密相连，指出历史只是作为包裹地方族群生活、记忆、观念、权力、经济等社会文化本质的“外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依据于现在的历史研究方法，同人类学对地方族群文化的关注与研究旨趣相得益彰。正如萨林斯（Sahlins）所指出的：“历史就是一种文化秩序，同一事物在不同社会中所蕴含的差异性文化意义，决定了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的区别与特征；反之亦然：文化也是一种历史秩序，它的意义会在与历史事件的情景性遭遇中，被或多或少地改变。”萨林斯将这种历史与文化的双边关系称为“历史的象征性对话”（symbolic dialogue of history），这种对话产生于接受了的分类和感知到的情景之间、在文化秩序和实践参照之间。由此，使历史与文化的对话总会有一个现在的过去，一个表述的预先体系。

对于人类学者而言，从现在洞察与解释历史的方法很重要，因为它同人类学者对“他者”文化的研究理念与学理本质紧密配合，他强调历史中的文化意义与价值，重点考察和分析时间序列中的文化结构，亦即文化存留（culture survival），抑或如都斯科韦茨（Herskovits） 所言的“老形势、新意义”（old form, new meaning）。不过，塞尔维麦和格里夫也同时指出，人类学家用现在回溯历史的研究方法是存有危险的，因为现在是向后回溯的，所以人类学家会用文化连续性和弹性来代替文化断裂，从而假定现在的存在是与一连串的过去连续不断的，从而忽视现在与过去之间断裂的历史轨迹，将持续性与变迁、联系性与断裂二分，从而将社会文化变迁（断裂，discontinuity）视为历史（持续，continuity）的反面。对这一错误进行严厉批评的是萨林斯，在萨林斯看来将变迁与连续性二分的方法是十分错误的：“那些过去／现在、静态／动态、连续／变迁等二元对立的玩意儿，我断定不仅在现象上是一种误导，在分析上也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它们总是在历史实践中按照预先的文化秩序被情景性地综合了，历史实践在赋予文化意义以全新经验内涵的同时，也不动声色地将这一新的文化意义整合进原先的文化范畴中。所以萨林斯强调：“事物越是变化，就越是保持不变，越是不变，就越在变化。”

那么，人类学者应该如何处理回溯历史的研究中现在与过去的断裂？避免将变迁与连续二分的逻辑危险呢？当然，除了接受萨林斯的忠告，并且对任何特定时期和情景中的细微综合都进行仔细考察之外，以下的策略也有助于人类学者规避风险：其一，统合过去时间中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强调历史中多声部表述（polyphonic representation），这种多声部表述允许走音（atnolity）与不和谐（cacophony），它需要一种全面性（totalization）特征，针对这种全面性，马尔库斯强调从“结构”转向声音视角（the perspective if voice）的研究，以此来捕捉社会织锦（fabric）中不同时段的异质性碎片。正如布罗代尔（Braudal）所表达的，“我最喜欢的历史版本就是一支拥有着许多声部的歌曲（a song for many voices）。”其二，注重田野中的“他者”知识。重视田野中的口述、叙事与行动等文本，以故事、歌曲、展演等丰富多样的田野文献（field document）来弥补现在与过去的断裂。其三，综合历史中的地方性（locality）与整体性（holism）。在空间与时间中展开多层面、多线索的探讨，将年代镶嵌进特定社会形态的不同层面，比如仪式、政治运动等，使年代变化通过聚焦不同的社会文化方面得以体现。而且将每个方面的转型联系起来，加以描述；或是选定过去的一个特定时期，展现其不同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线索。其四，注重历史中文化意义与价值“怎样”（how） 的方面，而非“是什么”（what）的方面。人类学者针对历史的研究并非根据它真实发生的来解释，他们并不关注历史是否真实，而在于人们怎样构建真实，历史是如何依据现在被再生产的，文化是如何被接受的，它对于人们而言有着怎样的意义与价值等。

02 行动中的过去：历史的进行时

人类似乎从来就具备运用自己所熟悉和经验的事物‚来赋予现实以意义和认知的思维意识和行为能力。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在《野性的思维》中指出，“野蛮人”的逻辑在于，他们能根据具体的历史情景（historical circumstance）如同修补匠一般运用工具和材料组织手边的现成之物，它们将自己对现实的理解赋予身边熟悉的一块石头、一株植物或是一只动物身上，并且按照预先限定的（precontraints）文化法则，赋予这些事物以现实的意义与认同。列维－斯特劳斯将这一过程描述为修补匠的诗意创作（poetic creation）：他们不仅仅表现为完成或是实施，而是与这些事物“说话”，通过这些被选为介质的事物，来表达自己的个性与生活。其实，现代人也同样具备这样的“野性思维”，只是在所谓科学的理性规约之下，他们用“历史”置换了“动植物”，以历史要素作为介质来寻求一种现实的意义与理解、认同与存在，现代人对于历史的选择、梳理与分类同“野蛮人”对于动植物的选择与分类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是在寻找一种恰当的介质，建构文化价值与意义。

霍布斯鲍姆（Hobsbawn, E, J）在《传统的发明》中指出，人们总是为了相当新近的目的使用旧材料来建构一种新形势的被发明的传统，这些材料在任何社会的历史中都有大量的积累，而且有关象征实践和交流的一套语言常常都是现成的。书中的前两篇文章论述了苏格兰色彩绚丽的格子呢服饰和威尔士人丰富的民族音乐与诗歌，实际都是18－19世纪的追溯性历史发明和虚构了的历史连续性。霍布斯鲍姆通过将这些被发明的传统分为三类来论述虚构传统的目的：象征化传统是为了增强群体的凝聚力和认同，合法化传统是为了确立群体中的权力与身份关系，社会化传统则是为了向群体灌输信仰、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

历史在现实中首要的行动方式是历史记忆（historical memory）。历史记忆是特定群体认识、选择和理解历史的方法。王明珂通过历史记忆来分析某一组人群的凝聚或分离状况，论证了某一族群在既定资赋（givens）和特定情景之下，能够通过对历史情节的选择或删减，再生产本族群的历史。马瑞斯（Maurice B）在《记住》（Remembering）一文中更为强调了记忆对于历史建构的主动性方面：将记忆作为一个储存了某种信息、情感、期待、价值的文本，并将其作为线索，捕捉记忆“储存器”内与外的事物信息。通过比对与综合蕴涵了记忆的口述文本、文字资料或是其他的物化信息，同时把这一综合文本置于它的社会语境之中，从而获得一个特定的关于过去的口述、文献与其他信息综合在一起的、情景性的“口述文献” （oral document）。

由此，围绕记忆的能动性问题，就存在“历史的记忆”与“记忆的历史”之间的区别，前者强调的是记忆的内容与主题，后者强调了记忆对于历史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记忆绝非仅仅是一种内容的反应，而是取决于记忆个体与群体的兴趣与爱好。人们将现在深嵌于过去的经验之中，记忆连接着现在与过去，特定群体的记忆既给了他们关于过去的感知，同时也赋予了他们对于未来的热情。在这个过程中，记忆往往通过过去的事情来达成人们实际的愿望与要求。在一种情况下，他们会把自己的传统仅仅认为是一个虚假的故事，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又会认为它绝对权威，所以，重要的是，理解他们如何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做。所以关键在于，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假定群体仅仅只是把历史当做储存了祖先信息的数据库，而更应该理解过去、现在、记忆、事件、信息、个人、群体等要素之间的综合与互动。

不过，无论是历史的记忆或是记忆的历史对于现实需求的满足，依然受制于该群体特定的文化传统与价值意义。埃文斯－普里查德（Events- Pritchard）在对非洲阿赞德人的参与观察中，发现他 们是通过一张“信念之网”（web of believe）来理解周围世界的。一个阿赞德人，并不把传统视为一种“永恒的结构”（eneternal structure），而是视为他的想法存在的文化情景，这使他能够断定自己的想法没有出错。从这个角度看，一个“词语”（aword）并不对等于一个“事物”（athing）它并非是对真实的表达，而是对符合他们自己传统观念的表述，而自己的记忆也会对应于这种表述，即便它是错误的，所以，记忆并不对等于真实，而是对等于文化。记忆作为历史的实践方式，固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不过，仅仅依靠记忆的力量和能力还不够，在对这些被选择的历史素材进行断裂连接和历史再生产方面，还需要人们更为推进一步的能动性思维－－想象（imagination）。在此，历史想象（historical imagination）成为历史在当下行动的另一重要方式。历史想象针对记忆所提供的材料进行排列与加工，从而再生产出一种新的历史版本。 想象将记忆所选取的分离与散乱的历史要素与材料进行连接与统合，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赋予历史全新的面貌。根据安德森（Anderson, B）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的想象成为可能需要认识论和社会结构上的先决条件，相应地，我们能从中洞见想象构筑历史所需要基础条件：其一，实在性（real）历史原材料。包括蕴含着社会的公认知识、经验与价值的历史资料与传统情节，或者是众所周知的特定存在物，由于它们符合现实社会的思维逻辑与习惯，从而能使想象获得不证自明的合理性地位。其二，传媒介质。亦即安德森所强调的印刷、纸张，加之如今电视、通讯、网络等技术来散布和传播这种想象性历史。想象或是将这些撒落于不同时空离散且实在的历史材料，以符合人们思维逻辑的方式串接联系起来；或是赋予这些历史要素以象征性意义，使其成为附丽了政治、经济与文化意图的符号，以此来凝聚群体，强化认同。由此看来，想象的介入，凭借其魔幻力量，赋予了历史既客观实在又主观虚构的奇幻本质与面貌。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记忆也好，想象也罢，都需要叙事来表达、讲述，否则记忆和想象只会被束之高阁，族群的历史也无从谈起。叙事就是讲故事，一个故事需要有最基本的情节与人物，亦即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强调的情节－人物式（plot-character）叙事模式。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叙事包含的人物、事件、试点、时间等多种要素，使叙事并非是对历史的“照本宣科”，而是主动将过去拉入现实，将历史置换进空间。叙事作为历史的现实表述策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1.移植（displace）策略。叙事能够通过情节的设置，将历史记忆与想象的传统情节移植到现实背景之中，使事件、资料与情节在原本拥有历史性的同时，又附着上了情境性与地方性。2.时间秩序（time order）策略。叙事中的关系与意义都依赖于时间，一个事件的意义并非取决于它的开端，正如利科所强调的“事件在发生时是无意义、无结果的，只有在后来，这些事件被赋予新的意义、理解和内涵时，它才会变得有意义”。所以时间对事件关系的表述，实际是赋予这些事物以现实意义。3.视点（point of view）转换策略。视点强调了叙事者具体的叙述方式与技巧，包括人称、视角（perspective）、话语类型、议论、意识、时态等。叙事者通过视点的转换制造兴趣、冲突与悬念。在具体的场景中，人们对于同一历史事件的叙述存在不同的版本。这正是视点变化所至，不同的叙事者依据自己的意愿与想法，运用视点转换策略，赋予了历史事件不同的面貌，生产了不同的叙事版本。

03 情景的消解与转换：没有完成时的历史

历史作为一种知识系统曾经深嵌于地方情景之中。不过，如今历史早已突破传统的地方边界，而延伸至整个国家，甚至广阔的全球化体系网络之中。沃尔夫（Wolf）于20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要将地方置于更为广泛的社会空间网络中，他强调不应该仅仅将某一社群（community）视为一种自我包含的、自足的体系，而只适合于将其作为群体关系网络的一个地方点，而且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地方一直延伸到整个全球体系之中。地理边界的打破，使得依赖于地理界定的历史轨迹滑入全球化情景中，帕姆（Parman）注意到了这种历史的全球化语境，强调边界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在时间中不断变动漂移的，由此促使了与地方相连的历史意义总是处于变动不居的情形之中，并且在更为广泛的空间情景下，地方的历史意义得以不断再生产。

地方的历史文本嵌入世界语境之中（history text in world），使地方族群的历史不可避免地与欧洲的殖民主义和现代国家创建交织纠结在一起，塞尔维麦和格里夫总结了人类学研究中将不同历史时期与全球性情景进行的对照，强调人类学家要对这些嵌入广泛情景之中的历史阶段问题保持足够的敏感与敏锐（见表2）。

在这种交织了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情景网络中，地方的历史叙事受控于殖民主义规则。在这一规则之下，地方历史通过叙事转换为一种围绕了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构建和镜像，地方历史的自我表述，在这里就如同霍米芭芭（Homi Bhabha）所说的仿真（mimetic） ，它是对欧洲历史关于现代性主题的仿真，与之捆绑在一起的是地方主体与历史价值的缺失与缺席的可悲形象。这种欧洲的殖民话语甚至成为了地方历史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这种叙事使得地方自己的历史仅成为欧洲殖民历史的一个“副标题”（subaltern subject）。地方历史的缺失源于自身工业发展的不足和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的胜利。对利润资本的疯狂追逐，促使欧洲将资本主义的触角不断向非西方地区延伸，从而将地方的多样性叙事，转化为一种仅对资本主义表述的匀质叙事（homogenizing narrative）。这种叙事融合的是一种帝国主义和国家主义想象，地方在此想象过程中只能处于缺席的状况。甘地早在1909年就已意识到这种情形，指出印度的现代民族主义者对铁路、现代医药、法律的召唤，只不过是在构筑一个英国式的印度（make India English），构建一种并非由英国人构建的英国式规则（English rule without Englishman）。

而更为可悲的是，地方主体对殖民主义的控制与影响“集体无意识”，文化与历史意义本身自我殖民化了，就像洽特杰（Chatterjee, P）所指出的，就算民族主义自身是反对殖民规则的，并且认为其自身政治是自主性的，但是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殖民主义所主导的“现代性”吞噬。所以汤普森（Tompson）强调应该把历史从“大量的屈尊中”（enormous condescension of history）拯救出来，将屈尊于大人物与大事件的历史，转向具体社会中更为广泛的层面和地方性特质，所以现代历史实际意味着抗拒殖民蒙蔽的自由之战。狄克斯（Dirks N, B）也强调，我们能做的不是如何看待历史，而是如何解放历史，通过解放殖民与现代性的主控叙事（emancipatory narrative），来使历史走上自由之路。

另外，现代国家观念的日益渗透，也不断对地方历史意义进行篡改和政治性表述，在强大的国家权威面前，特定的族群历史已不再可能单纯作为该族群缘生性的情感表达方式，而是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符号而成为一种对国家想象性和权威性的表述。国家与权力符号的羼入，使历史表现出明显的话语痕迹，在地方的历史叙事中无不藏匿着政治性的目标与追求政治意图的表达。在融合了神话、祖先的历史叙事中，既包含着族群本体的传统秩序，同时也包括了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

詹明信（Jameson, F）将这种纠结了历史、现实、殖民、现代、传统、国家、全球、族群等要素综合在一起的现实状况，概括为一种后现代的美学（Post-Modernity Aesthetic），它表现出一种“无深度”与“历史消减”的特征，在这一新的世界中，每一事物都浮于表面，毫无终极的真实可言，在真实与虚构、形式与内容、表面与内在、艺术与文化、个人与社会、创造与模仿、过去与现在、怀旧与历史之间也不再存有距离。如果真要寻求一种历史的真实，那么这种真实也是深嵌于现在与历史的并接中（in the present historical conjuncture），唯一能做的就是找到主体的位置，并且从中获得一种行动的力量。

近年来，学界越来越强调这种历史情景中的主体性及其能动性实践。史密斯（Smith, C） 反对仅仅将地方变迁视为被动接受全球化语境影响与制约结构转型，而应该注重地方的主动性，分析基于地方社会与世界体系互动调和之后的整合性结构。萨义德（Said）也强调历史表述中的主体位置与声音，反对受西方控制与操弄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方面萨义德指出历史文本的表述，要同具体存在于现实状况（existential actualities）中，人们的生活、政治、社会和事件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这种历史文本能够参与对现实情景的构建，它具有一种工具性的、有效的力量（implemented effective power）。

不过，对于历史中主体的能动性实践的强调与论述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萨林斯，在萨林斯看来人们总是能主动地、策略性地依照文化的秩序与规范来应付现实情景中的各种偶发事件，以及处理各种象征关系的变化，人们总会寻找神话的、英雄的、祖先的历史版本来对照现实，进行符合其惯习身份与角色的重新演绎，并在这种重新的诠释与演绎之下，维持着基于结构深层关系意义不断变化的结构表面的“若无其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行动者的表现就像是在不断重复展演一场“貌合神离”的文化戏剧，相应地，历史也在这一表演中以文化和结构的方式被不断地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