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英从西域(今日新疆出发)前往大秦(罗马)甘英在历史中少有人知道,因为他没有凿空西域的张骞有影响力。因为张骞是汉武大帝派遣开拓西域通道,甘英是班超派遣出使罗马帝国的外交官(使者)。但甘英是开辟欧亚交通路线的伟大的探险家;
是古代中国人最远的一次西行探险,是第一位到达西海(地中海或波斯湾) 的中国人。自张骞出使西域(前138年—前126年)虽未直接提及大秦,但建立了汉朝与中亚的初步联系。后续汉使通过乌孙、大宛等国,逐步获知更西地域的存在,如黎轩(亚历山大城)等名称36。至东汉时,“大秦”概念逐渐清晰,被视为与汉朝对等的文明实体。
班超平定西域五十余国后,并经营西域三十余年(73年—102年),其情报体系依托于丝绸之路的商旅往来。西域商人作为东西方贸易的中介,常传递安息(帕提亚帝国)、条支(塞琉古故地)以西存在“大秦”的信息。这些描述包括大秦物产(如金银奇宝)、制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及地理特征(“西有弱水、流沙”)等,均通过商队口述传入汉朝。汉朝对大秦的地理认知存在多重矛盾,如《魏略》称其“西有弱水、流沙”,而《山海经》描述的“西王母所居”等神话元素被混杂其中。这种混杂性源于信息经多国转述后的失真,也反映出班超时代对西方认知的局限性。因此班超派遣甘英西行,既为验证传闻中的大秦国虚实,也希望直接联络大秦,打破安息(帕提亚帝国)对丝绸贸易的垄断。探索西方地理与政治情况,扩大汉朝外交网络。
还有一个原因,自公元73年起,班超以“以夷制夷”策略平定西域诸国,重建汉朝影响力。至公元94年,西域50余国归附,丝绸之路南道畅通。班超任西域都护期间(91—102年),试图与更西的强国建立联系,以巩固汉朝的国际地位。于是在汉和帝永元九年(97年),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东汉所称“大秦”即罗马帝国(尤其是东部),以富庶、玻璃制品、金银织物闻名。《后汉书·西域传》载:“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反映汉人对罗马的模糊认知与好奇。安息国即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其疆域包括今伊朗全境及伊拉克、土耳其东部、土库曼斯坦南部等地区)控制着西亚和中亚的贸易通道。安息是汉朝与罗马之间的中间商,通过控制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节点(如木鹿城Merv、泰西封Ctesiphon),高价转卖中国丝绸给罗马,从中牟取暴利。《后汉书》记载:“(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若汉朝与罗马直接建交,安息的贸易垄断地位将受威胁。
在这样的背景下,安息国是一定不希望大汉绕开自己,所以甘英当时受到影响的因素应该比我们想象的还多。甘英当时可能抵达地点:学界推测甘英最远或至波斯湾头(今伊拉克巴士拉附近),未实际进入罗马领土。虽有安息欺骗甘英的因素外,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因实际地理障碍(红海或波斯湾的复杂航线)、补给困难或使团缺乏航海经验而放弃出使大秦的目的。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虽未实现最终目标,但他是史书记载中首位抵达波斯湾的中国人,首次系统带回中亚、西亚地区的地理信息与各国社会风俗,填补了汉朝对西域以西区域的认知空白。其行程记录成为《后汉书》等史料的重要来源。
揭开了大秦的神秘面纱,通过安息等中介国,汉朝间接获取了关于罗马帝国的更多信息,为后续外交活动奠定基础。
推动了中西交流的进程,甘英的出使进一步巩固了丝绸之路的商贸网络,促使汉朝认识到安息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关键作用,并为后续商队探索直接联系罗马的路径提供了参考。此次行动激发了汉朝对西方文化的兴趣,加速了丝绸、技术等物质文明的传播,同时也将中亚地区的物产与艺术引入中原。
甘英的使命本质上是汉朝试图绕开安息对丝路贸易的垄断,探索与大秦直接交往的通道。虽未成功,却揭示了古代国际贸易中中介势力的博弈格局。作为东汉官方派遣的使者,甘英的行动展现了汉王朝积极的外交政策,强化了西域诸国对汉朝权威的认同,为班超经营西域提供了助力。
甘英出使约70年后,罗马使节于166年通过海路抵达中国,这一突破性事件与甘英早期探索存在间接关联。甘英的其旅程成为古代中国对西方世界认知的重要节点,影响了后世对“大秦”等概念的界定,并在唐宋时期的中西交通中仍被引用。
甘英出使路线的考据
进入安息(波斯)境内线路
甘英可能经木鹿(Merv,今土库曼斯坦马雷)进入安息核心地带。
安息首都泰西封(Ctesiphon,今伊拉克巴格达附近)可能是甘英抵达的最远点。
“西海”之谜:波斯湾 vs. 地中海 vs. 红海
波斯湾说(主流观点):
甘英抵达波斯湾头(今伊拉克巴士拉附近),安息人告诉他需渡海至罗马(实际可经陆路进入叙利亚)。
甘英因缺乏船只或受安息阻挠,未能继续前行。
红海说(较少支持):
若甘英南下至阿拉伯半岛,可能听闻红海航线,但此路线较不可能。
地中海说(存疑):
若甘英真抵达地中海沿岸(如叙利亚),理论上可继续前往罗马,但史料无明确记载。
可能的终点:条支(Charax Spasinu?)
《后汉书》提到甘英抵达“条支”,此国位置争议较大:
波斯湾说:可能是Charax Spasinu(今伊拉克南部),安息的重要港口。
叙利亚说:少数观点认为指安条克(Antioch),但缺乏证据。
中原与大秦互通的记载
《后汉书》《史记》等文献未明确记载汉朝使者成功抵达罗马本土的案例。罗马史学家弗洛鲁斯(Florus)提到公元1世纪有疑似汉朝使团到访,但缺乏中国史料的佐证。(等待以后考古研究资料出来);
东汉至三国时期的文献
《后汉书》明确记载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抵达洛阳献礼,是汉朝与罗马交往的最早官方记录。罗马帝国通过海路派遣使节抵达中国,进献象牙、犀角等物品,被《后汉书》明确记载为“大秦王安敦遣使”事件。这是中西官方交往的里程碑。
三国至西晋时期(3世纪),罗马商人通过海陆两路频繁来华,但中国官方使团西行记录依然缺失。北魏时期(5世纪)仍有“大秦商人”活动的记载。
《魏略》(三国时期鱼豢著)详细描述罗马帝国的行政制度、物产及交通路线,提到罗马“多金银奇宝”,并推测其“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魏书》记载北魏时期(5世纪)仍有罗马商人通过陆路来华,并称罗马“拟仪中国”,反映文化认知的延续。《北史》与《隋书》;沿用“大秦”称谓,同时新增“拂菻”(拜占庭帝国)的记载,体现对罗马政权更迭的认知更新。《旧唐书》与《新唐书》记录唐代与东罗马(拜占庭)的交往,如贞观十七年(643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安息在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地位,安息(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控制着波斯湾至中亚的陆上商路,是汉朝丝绸、罗马黄金、印度香料的核心中转站。其关键贸易节点包括:
木鹿(Merv,今土库曼斯坦):中亚贸易枢纽。
泰西封(Ctesiphon,今伊拉克巴格达附近):安息首都,西亚最大市场。
塞琉西亚(Seleucia,底格里斯河畔):与罗马贸易的前哨站。
主要贸易商品与利润
(1)中国丝绸的转口贸易
进口:从汉朝经西域输入生丝、丝绸成品(如锦缎)。
转卖罗马:安息将丝绸加价10倍以上卖给罗马。
罗马史料: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在《自然史》中抱怨,罗马每年因购买东方奢侈品(尤其是丝绸)流失1亿塞斯特斯(约合10吨白银),其中大部分利润被安息赚取。
《后汉书》佐证:“(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西域传》)
(2)罗马的支付手段
黄金外流:罗马用金币(如奥雷金币Aureus)购买丝绸,安息成为黄金囤积者。
考古证据:在安息故地(今伊朗、伊拉克)出土大量罗马金币,而中国境内仅零星发现(如西安何家村窖藏),印证安息对黄金的截流。
(3)其他商品
安息输出:波斯地毯、宝石、乳香、战马(如尼萨马)。
输入中国:玻璃器(罗马产)、珊瑚、珍珠(经印度转运)。
贸易规模估算
通过以下记载推测:
罗马方面:
老普林尼称,罗马每年因东方贸易损失1亿塞斯特斯,其中安息占主要份额。
按1奥雷金币=25塞斯特斯计算,相当于400万奥雷金币(约合32吨白银)。
中国方面:
《史记·大宛列传》提到,汉使至安息时,安息王派2万骑兵迎接,侧面反映其财力雄厚。新疆、甘肃出土的波斯萨珊(安息后继王朝)银币,证明后世贸易规模延续。
考古及文献数据 | ||
证据类型 | 具体发现 | 贸易关联 |
罗马金币 | 安息境内(如伊朗苏萨)出土大量奥雷金币,中国境内极少。 | 安息截流罗马黄金,限制西传。 |
丝绸残片 | 帕尔米拉(罗马附庸,今叙利亚)出土汉式织锦,但经安息风格改造。 | 安息二次加工丝绸以提价。 |
《厄立特里亚航海记》 |
1世纪希腊商书记载,阿拉伯-印度航线避开安息,说明其垄断陆路。 |
海路贸易是对安息垄断的规避。 |
安息通过地理控制、信息封锁和高额加价,成为丝绸之路上最成功的中间商,但其垄断也阻碍了东西方直接交流。甘英出使的失败,正是这一贸易格局的缩影。
历史中甘英虽然未成功的出使罗马,假设甘英出使顺利到达了罗马。整个世界的格局都会大变样(历史未发生只是假设)。但这样使得丝绸之路自张骞开始,再次从新疆、大宛国等地延伸至地中海或波斯湾(丝绸路向西延伸了近7000km左右)。所以他也被称为丝路开拓者,历史中也未有地域进入华夏的版图,这也应该是很多人不太了解甘英的因素之一。更多的历史资料请参考文中已经提及的文献资料。还有许多如地方文献资料(含国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