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大动脉中的终极关心问题
上次，我们曾经谈过在中国文化发展中随着各时代所产生的实质性、客观性或说是事业性的政治、经济问题，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与现时代文化转型期中如何以国家近代化建设的方式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原则与观念。这次，我们要从中国文化之所以发展成这样一个形态的中国文化之“动原”处来作一历史的省察。
民族文化的内容与方向在“动原”处决定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这样悠久、广大，当然要有一个催使它非如此不可的“动原”，也可说是根本。“文化寻根”，就是应该在这里寻的。
比起政治、经济问题之实质性来说，动原问题当然是具有空灵性的。“空灵”性的问题，因为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一般人总说是太空洞、不容易把握；其实，如果我们能切实“反求诸己”，认真地想一想，这也并不困难。空灵不仅不是“空洞”，而且正是一个“真实”；一般人平常认为的真实，倒不一定是真实的。所以，从前人在这里讲学问，就说是“实学”。
“动原”问题，是任何一个具有高度文化成就的民族都少不了的。因为，这是它成就其文化的“动力之原”。而且，这动原也不仅是个动“力”之原，也是一个民族文化动“向”底决定之原。各个民族文化的内容与方向，其实就是在这“动原”处决定的。
各民族的文化动原虽有不同，但都是最初（primary），也是最后的（final）。这里是无古无今。这方面的问题，就是近代所谓的“终极关心”的问题。它是属于人类生命根本方向与智慧方向的问题。它不像政治、经济那样只是为我们所“实现”地“关心”着，而是为我们“终极”地“关心”着。
说到“关心”，我们马上就可以想到平常为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实在也太多了。但这些为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有一共同特性，就是你关心，我不一定关心；我今天关心，我明天不一定关心；现在的人关心，过去的人不一定关心，未来的人也不一定关心；东方人关心，北方人不一定关心。这就是说，这些为我们所关心的问题都没有一个普遍性（universality）与恒久性（eternity）；也就是说都没有一个终极性（ultimacy），所以都不算是“终极关心”的问题。
终极关心的问题，就是不管你在社会上做什么事情，是什么地位，都必关心问题。依西方文化来说，就是宗教的问题。在西方，宗教问题，当然是指自古犹太思想体系中衍生出来的基督教而说的；印度，则是印度教和佛教。中国以前虽然没有产生像这样类型的宗教，但道家、儒家的学问，并也都有宗教的作用，故也可以称为一种宗教。因为，他们所要解决的都是属于宗教性的终极关心问题。
终极关心问题之“终极性”所在
关于这终极关心的问题，虽各教说法不同，但大体说来，都是教人如何真正成为一个人，如何成就一个完美的人格（perfect personality）。因为，我们任何人不论要在社会上成就任何事业，基本上无例外地我们必须先要成就一个人，并且是一个具有完美人格的人。能达到什么程度不管，基本上必须心向往之。这就是这一终极关心问题之“终极性”之所在。
基督教认为人只是一种具有“原罪”的存在，生命中没有一个可以“完美”的内在根据，所以，人不能自我完美，必须在对基督的信仰中依赖基督的救赎，死后经过最后的审判灵魂升入天国与那位“人格神”（personal God）同在乃得完美。因为，那位“人格神”，不仅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而且是普遍的爱、绝对的善、纯全的完美。除祂之外，既无真实的爱，也无真实的善，自然也无真实的完美。
佛教认为人生来便具有一种无明烦恼与生、老、病、死之苦；所处世界，又是一个无边苦海。所以，人必须要出离世间，由解脱以成佛，证成不生不灭佛果，达到“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而得完美。而人之所以能成就如此，乃在人生来即具有的成佛之内在根据，即所谓“佛性”。
道家认为人生下来便像一个小螺丝钉一样被套在像一部大机器的“人间世”中。“人间世”这部机器怎么运转，人这小螺丝钉便不能不怎么运转。所以人在人间世中是无半点自由的，不能独立存在的。而人的个体生命之本身，又必须要依靠（即庄子所谓的“待”）外在世界才能生存。所以，就人的生命本身来也是无半点自由，不能独立存在的。因此，一个完美人格的成就必须人通过自我的修养，达到绝对的精神自由、绝对的心灵自在，《逍遥游》的“无待”，以成就所谓“真人”。
这些，在以唐、虞三代一脉相传下来的正宗中国思想的标准来看，虽不能说全属非是，但都是绕出去，岔到一边了，因其皆未能把握到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遍道德理性，并据之以肯定人之所以为人的个体与集体生活。所以，中国人考虑终极关心问题，自始就未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些地方。
中国文化中的终极关心问题，是如何成德，如何成就人品的问题。无论贫富贵贱都是如此。所以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个成德的根据，也就是中国文化之动原，即是宋明理学家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圣圣相传的“心法”。这心法，就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几句话。当然，这几句话在民国以来，是很引起问题的，甚至是令人一听起来便心生厌烦的。民国以来的一些读书人，学尚浮浅卑陋，唯以疑古考古为能事。只知用“物”（即他们所谓的资料），不知用“心”，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除了一些零散器物、文献外，凡属智慧性的东西都被他们考没有了。自己日趋浅陋而不自知，反以“学术”为借口污蔑圣贤，欺罔世人。这里我们所说的“心法相传”自然就被他们斥之为虚诞了。
其实，这“相传”是不能用今天老师教学生式的“相传”来了解的。那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这种所谓“相传”，其“事”固已不能证为“必无”，其“理”则确然为一“必有”。因为非如此，不仅圣人不能成其为圣人，中国文化亦不能成其为中国文化，中国人亦不能成其为中国人。因此，这心法相传，既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之根据，也是历代圣人文化创造的根据，同时也是在中国人心目中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不能在这方面有相应的体会便不足以在超乎所谓“古器物学”与“古文献学”以上的心灵境界上言中国之文化与智慧。
中国《诗》《书》中讲到的天和天帝
除此心法之外，中国古人当然也讲到天和天帝。《诗》、《书》之中，提到的很多。
像“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荡荡上帝，下民之辟”、“昊天不惠，降此大戾”……等等这样的词语，都很容易被人解释为像古犹太人所说那个耶和华人格神的形象，成为人们仰慕祈求的对象。但是，中国先民就在这同时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一句话便把高高在上的天，即上帝，拉到了民间，与“我民”同在了。此言天无意志，实以我民的意志为意志，天无判断，实以我民之判断为判断；天无聪明智慧，实以我民之聪明智慧为聪明智慧。而且，中国古人讲的这些天或天帝，像其他古代民族与今天仍生活在原始状态的民族一样，自然也少不了“人格神”的倾向，但这不是中国古人言天言帝的主要用心所在。而且，这种倾向很快就化为低级的迷信，不为士君子之所重。《左传》中就有许多这样的迷信故事。这种“天”，这种“神”，用中国的老话说，都是属于“气”的。
那些低级迷信中的天神，像印度经书所说的“帝释”一样，实不足和犹太思想体系中的“人格神”相比。所以，若有以犹太思想体系为其究极肯定的宗教信徒，把犹太人那“人格神”和中国《诗》、《书》所载的天相比附，严格说来，乃是自贬其“人格神”之身价。因犹太思想体系中的人格神，用中国的老话说，乃是属于“理”的，所以才能为西洋人所“终极关心”。
中国古人除了把天划归迷信之外，又藉“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这一类的话更把天只视为纯自然的流行，即古人所谓的“气化”。表示天本身不仅没有意志，而且没有价值；它的值乃是经由人——在此即大王——的运用而来的。“天生人成”，荀子就在这里建立了他那独特的哲学体系。这样的天，就是现代自然科学所要对付的“自然”。荀子在《天论》中是根本否定天有任何意志与价值的。用现在术语来说，他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atheist）。所以，现在有些基督教信徒一看到荀子主“性恶”便用“原罪”的观念来比附，把荀子解释为犹太思想的东方亲属，既是不懂荀子也是不懂基督教与其所自生的犹太思想体系。
《诗经》中“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纯”，更说明了“天命不已”与“文王之德之纯”其间有一种平行类比并互相印证之归趋。而“文王之德之纯”，依传统中国人的看法，也不仅只是文王的，而是人人生来所都具有的，无一例外。所不同者，文王能用自己的修养工夫把它无隐曲地体现出来就是了。由此而发，而有《易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说。这里所谓的“君子”，不限于那一个特殊的人或那一群特殊的人，而是普遍地指所有的人。
孔子就在这里完全摆脱了像古犹太思想体系中人格神的天，进一步点出了主体的“仁”。这“仁”，依孔子，就是我们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与主宰。人不必仰慕、祈求一个高高在上的外在的人格神之天，只要躬行实践我生命中本有的道德心之仁，在具体生活中“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天的一切便都在这里了。此之谓“践仁以知天”。你不能“践”你生命中的“仁”，你就一定不能“知天”；你能“践”你生命中的“仁”，你就一定能“知天”。孟子也就在这里言“性善”，并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天、人根本是一体而不可分的。
这就是中国历史文化“终极关心”动原之所在。
孔子在这里，不仅开启了中国历史文化独特的动力之原与方向，也确定了他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关键性地位。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要在这地方来了解；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独特的地位与重要意义，也要在这地方来了解。
人能尽其在我，便是参天地赞化育
孔子所说那人之所以为人之本质与主宰的“仁”，即内在于我们生命中为我们生命之根本与主宰的道德创造性（moral creativity），亦即那个“于穆不已”的“天命”在我们生命中的呈现。人就是凭借这内在于自己心中的道德创造性知孝、能孝、知忠、能忠的。所以孟子又称之为良知、良能。我们“内圣”成己，“外王”成物，而且还都要尽善尽美地成之，其动原全在这内在的道德创造性。故《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这里，尧舜、常人、桀纣并无差别；差别只在有没有自觉地去实践和实践多少而已。
所以，就儒者的立场说，一个人如能真实无妄地“践仁”，为国家社会做事尽其忠心，事奉父母尽其孝心，与朋友交尽其信实之心，在兄弟姊妹之间尽其友爱之心，在夫妇之间尽其和顺之心，便是“心安理得”。说得救，这“心安理得”就是得救；说解脱，这“心安理得”就是解脱；说逍遥自在，这“心安理得”就是逍遥自在。你能这样“心安理得”，现实世界就是你的天堂，现实世界就是你的极乐世界。否则，你没有这“心安理得”，谁也救不了你，你永远不能解脱、不得逍遥，现实世界就是你的地狱；无论你死后灵魂跑到那里去，到天堂或是极乐世界，你也是痛苦的，不能安息的。所以，孔子要说：“未知生，焉知死？”又说：“不能事人焉能事鬼？”当孔子病疾，子路要为他老人家祷于上下神祇之时，孔子马上便拒绝了，说：“丘之祷久矣！”
这就是孔子为我们中国人开启出来的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印度的文化动原。一切都是尽其在我，故“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人能尽其在我，便能无愧于天，便是参天地赞化育，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这便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终极关心问题。
所以，我们无论在社会上从事于什么行业，谈论是什么地位，都应念兹在兹在这问题上。因为，我们在社会上，事业、成绩、地位不管有多么的不同，但人要做一个人，成就自己的品德，一定是完全相同的。所以，这问题是具有究极性与普遍性的。明乎此，我们就可解决在讲中国文化时一个非常恼人的问题了。
什么是中国文化？何谓文化智慧？
平常我们常谈中国文化。但中国文化在那里？什么是中国文化？此一问，我们便会发现，这问题好像很玄，很难回答。其实，照我们这两次所说，也很容易。
中国文化随着时代的演进，面对现实上的诸多问题，经大家的共同努力，不管是好是坏，产生了种种不同的事业与成绩。这是中国民族集体生活中的一些共同活动。政治、经济在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与统摄性。这就是我们上次所讲中国文化大动脉中实质性的内容。而我们今天所讲的，乃是支持中国文化导引中国文化的“动原”问题。乃是中国文化大动脉中空灵性的内容。
这不就很清楚，很容易理解了吗？
实质性的文化内容是“事”，空灵性的文化内容是“理”。一个民族的文化活动，不能只有“事”而没有“理”，也不能只有“理”而没有“事”。
凡事都是经验的，必当随着时代的需要作适当的调整与变动。此即古人所说：“可与民变易者也。”理是超越的、定然的。千百年前的人生而即当孝、悌、忠、信，今天的人生而即当孝、悌、忠、信，千百年以后的人也是生而即当孝、悌、忠、信。既无所谓调整，也无所谓变动。这即古人所说“不可与民变易者也。”为人之道怎么可以随便变易呢？
这不仅中国文化是如此，西方也是如此。
从西方来说，自希腊、罗马、中世纪、一直到今天，他们实质性的文化岂不是随时在变，随地不同吗？但他们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宗教信仰。美国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那么进步，但他们的总统还是要按礼《圣经》而宣誓的（此即所谓 Bible Oath），他们的钱钞上还是要铸印着 In God We Trust 的。他们把文化活动中可变而当变的“事”与不可变而不当变的“理”分得清淸楚楚。印度也是如此。
这就是文化智慧。
反观我们中国人，近几十年就不免令人难过
科学与民主须在实践中一步步达成
近百年来我们因为没有科学技术、民主政治，受尽外国人欺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事不一而足。我们需要自强救国就需要科学技术与民主政治。此之所谓国家现代化。这是历史事实。生于今日的中国，凡稍具正常头脑的人谁能不承认这事实呢？照我们上次所讲，这都是我们二千年来一心想要解决却一直得不到解决的问题。王船山说：“至此而穷”，乃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文化慨叹与悲痛。在这“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我们藉西洋历史发现了科学技术与民主政治那个“柳暗花明又一村”，自然是值得欣喜的。
科学技术有科学技术的道理，民主政治有民主政治的道理。我们需要科学技术、民主政治，就照着这些道理老老实实尽我们的真心诚意去做就是了。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日就月将，循序渐进，必有成就。西方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都是老老实实从这样“日新又新”的努力实践中一步一步达成的，不是变戏法变来的。这是稍具西方历史发展知识的人都能承认的。这道理总不能说是“玄”吧！
这本是一极简单的史实与道理，但我们的民主、科学宣传家们偏见不到。他们一看到在过往中国文化史中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便说中国文化完全要不得，须要完全打倒。他们根本不知道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民主政治也是近两三百年才发展出来的。
再说打倒。究竟要打倒个什么呢？若说是要打倒那旧有的实质性的政治、经济制度，那实不必花大力气去打倒。那些都是些历史陈迹，你如果能尽心尽力把现时代所需要的民主政治、科学技术依理建立起来，它自然消灭、淘汰。历史上的陈迹不必经过“打倒”而在新事物建立起来之后自归于消灭的不是太多了吗？但是，他们要打倒的不止于此，他们还要打倒为中国文化之动原的孔子教训，把孔子的教训也“陈迹化”一起而打倒之。这便是事、理不分明。科学、民主的“事”前人没作出来，我们现在作就是了；作人之“理”并不碍作事，何必要打倒呢？
他们要打倒“孔家店”，打倒孔子仁义道德的教训，认是妨碍了中国民主与科学的产生。他们根本不知“孔家”根本没有一个“店”，孔子仁义道德的教训只是把人人心中所固有的知忠知孝、能忠能孝的道德心指点出来而已；孔子不是凭空给人填进些仁义道德的内容，给人加上一个仁义道德的枷锁。再说，科学、民主根本也是孔子所说仁义道德的必然要求。孔子若地下有知看到中国两千年来没法解决的政治、经济问题借着你引进的民主与科学解决了，他高兴感谢你还来不及哩！
今天我们该当成就的历史性事业
我们已说过，一个文化中政治、经济与其他现实方面的业绩，都是有时间性的。这时代需要，下一时代不一定需要；这个时代能做出来，那个时代不一定能做出来。无一人能把一切的好事都统统做出来只等着你来坐享现成的福！
再说，什么叫做什好事，什么叫做坏事，在绩效上也是甚难讲的。历史上有许多在当时有利的好事，到下个时代就不一定是好的，就会产生出些弊病来。为三代王道重要内容的封建、宗法、井田诸制度，不就是如此吗？同样的，历史上也有许多在当时有大弊病的坏事，到下一代就不一定是件坏事，它也会产生很大的好处。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开运河，在当时都是极大的坏事，但在后来中国历史的政治、经济中都产生了极大的好作用——到今天，它们又只成了供人观光、凭吊的历史陈迹，也无所谓好、坏了。
这都说明历史业绩都是有因有革、有损有益的。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里所谓“礼”就是各时代的制度与由此制度而成的业绩，是一定要随时代需要而有因有革，有损有益的；那能一成不变呢？孔子自己既没有把它当成一成不变的东西，也没有教我们把它当成一成不变的束西。
过去的东西就是过去的东西。你若认为那间千年老屋的古“业绩”妨害了你修大马路的现代化，你趁早把它拆掉。你现在不拆，将来还是有人要拆。即令将来没人拆，它也是要自行毁掉、坏掉的。没有任何业绩是可以永恒下去的。
历史业绩妨碍不了我们的现代化，孔子给我们留下的做人教训，更妨碍不了我们的现代化。这基本的理由就是无论政治、经济与现代化，人总要是个“人”；而且，就这现代化的工作，也必须“人”来推动、完成。但是，在过去，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孔子这教训是足以妨碍现代化工作的；现在，事实证明不仅是不能的而且正好是可以成为现代化之根本动力的。
日本、南韩、台湾、新加坡基本上都是以儒家伦理为个人、家庭、社会基础的国家，现在都现代化了，被欧美那些现代化的先进国家誉为东方的四条小龙。而且，在他们心目中，儒家伦理正是这四个国家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基本动力，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终极关心”的“动原”问题。在这四个国家之中，新加坡对他们原来已有的儒教还嫌不够，正在以政府的具体行动、稳健的步调大力而有计划地加强与提高中。这也就是他们的文化建设，虽然他们并未提出“文化建设”这口号。
所以，国家现代化只是作为黄帝子孙的我们在今天当该成就的历史性事业。在成就这历史事业的过程中，除了我们不好好做能够妨碍我们之外，谁也妨碍不了我们。
近代灾害的根本原因就是文化的
民国以来一些浮在社会上层的知识分子，就像《庄子·秋水》篇中所说的“曲士”一样，除了他所读的那几本书中的几个专门术语之外，什么也不懂。分明是浅薄卑陋，而无头脑，反“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已”。遂至于不明事理，不识大体，胡言论断，怨天尤人。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时代使命是什么，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孔子身上——孔子能负那么大的责任吗？上天把你生下来，就只是要你来吃现成饭的吗？
把民族固有的历史文化不分青红皂白地连事带理一起打倒，用什么来代替呢？自己又没有一套。结果是为外来思想铺路，让它来侵占了人们的空虚的心灵。
外来思想那一套，即令对之作最好的解释，也不过是可以解决某一方面某一部分的经济问题而已，那能做为民族文化的基本动原，人之所以为人的生活轨范呢？不能做，硬要做，结果是造成这么一个大灾害。天下生民受那样的痛苦，你们一点都不知道反省，把责任都推到军事、政治、经济、外交上；而你自己只是一个旁观的无事人。其实，灾害的根本原因就是文化的。
辛亥革命以来，正因为大家乱来，再加上日本的侵略，国家现代化一直未能走上轨道才弄到今天这个样子。经济建设走上轨道，经济现代化成功；经济现代化了，便促使政治更一步一步地也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是现代化的必经途径。
国家需要现代化，无人否认。但现代化有现代化的一定范围与程序，不能乱来。但人们偏要乱来，民初一些人物的乱来，要打倒孔家店，要批孔、扬秦。
批的结果是人都不像个人了，一点人味都没有了。人人都不像个人，都没一点人味了，国家事怎么做？做人的道理都被批光了，教人什么做“人”呢？
从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外来思想那一套是不能为民族文化之“动原”的。如果硬来，除了能成就个“天下大乱”之外，什么也不能成就。
私有财产是人格尊严的一道防线
我常遇到人问，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实受了史无前例的摧残与歪曲。如果在短期内大陆与台湾不能在理性的方式中得到统一，西方外来思想能不能像佛教一样被中国文化消化成一个旁支？
我以为这要看从那个角度来看而定。
如果是从单纯的某形态的社会主义来说，它当然可以像佛教一样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旁支。中国文化中本有社会主义意识这一倾向。相当程度的社会主义是可允许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是一种相当程度的社会主义。世界各国也都有类似英国工党的那种社会主义者。某形态的社会主义是一定要承认自由经济与某种程度的私有财产的。所以，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社会保险等是社会主义，因其能创造社会福利。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对某种程度的私有财产有一正确的了解。近代知识分子，其实从清末康有为开始就是如此，误解儒家所说“大同”与“天下为公”的理想，总把私有财产和自私连结在一起说，都说成一种罪恶。
私有财产与自私是不一样的。自私是罪恶，私有财产是人格尊严的一道防线。人之所以为人起码是要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不由他人干涉，不由政府支配、控制。试问：如果一个人连买四两猪肉、两尺白布都必须过政府批准，甚至连吃一碗稀饭都须要排队等政府派员来分发，这还能谈什么人格尊严？
同样，自由经济与资本主义也是不一样的。人只有在自由经济的制度下才能自由发挥自己的才能为自己为社会创造财富，经济才能现代化。经济现代化了，便也可连带地促进、加速政治、社会各方面的现代化。
使国家统一的理性坦途
西方意识形态，有一个基本恶，就是不承认普遍人性，只承认阶级性。你给他讲道德心灵，他说你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奇梦幻想；你给他讲兄友弟恭、父慈子孝甚至男女爱情，他说你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把人性中属于真、善、美的东西全抹煞了。他们只把人当作一种生物学的存在。这样，怎能为中国文化消化成为一个旁支呢？
我总以为国家统一的问题不能是属于政治层面的，一定要具有更高层次具有涵盖性的文化意识。国家统一不仅是版图归为一体，分离的家庭再团圆，而基本上是一个两岸中国人都能同样地一起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中肯定人格价值、个人尊严，自由地安排个人生活，并以此为根据在自由经济与宪政民主的建构中共同安排民族共同生活的问题。
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顾亭林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他所说的“士大夫”就是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民国以来，一些漂浮在社会上层的知识分子论事说理全无体统，所以国家才弄成这个样子。在国家现代化这一问题上，以为都是孔夫子妨碍了事情。隔岸观火，不负责任；事理不明，怨天尤人。这就叫做“无耻”。
中国文化自尧、舜与三代圣王之“心传”到孔子“践仁知天”，把《诗》、《书》中具有原始宗教意味的天撇开，当下从人之所以为人处讲“仁”，讲“成德”，肯定个人人格，肯定人伦关系，肯定国家社会。于是，孔子给我们规定的这条路，便成了中国文化的主流。其所以能够成为主流为我们所接受，乃在孔子之“规定”并不是把外在的东西加到我们身上，乃只是把我们生命中固有的东西指点给我们而已。所以，孟子便在这里说：“仁者，人也。”又说：“仁者，人心也。”
但是，中国文化除这主流之外，自始便有一个旁支，那便是道家。在东汉末年与魏、晋之际，由于种种的人为因素，道家思想盛行于浮在中国社会上层的知识分子之间。虽孔子本身的地位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但中国主流文化实是在一个歪曲的路途上发展的。那时天下丧乱，生民流离，惶惶不可终日。
就在这一时刻，佛教自西域和南海，由陆、水两路传入中国。因佛教与道家思想本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以便很快普被高谈玄理的士大夫与现实生活全无安顿的一般老百姓所接受。因此，有人便说，在南北朝之时，佛教“征服”了中国。这话也并不能说全无道理。
但是，经过魏晋南北朝的长期酝酿，到了隋唐，佛教可说完全被中国文化所“消化”，几乎成了中国文化固有的了。上至于天台、华严、禅宗这些大宗派的成立，下至于一般老百姓一些平常生活方式的佛教化。在在都说明这一事实。可是，就这样它也不能取得中国文化的正统主流地位，它只能是一个旁支。这也是一个事实，是一个连佛教人士都不能不承认的事实。
基督教自明末由利马窦传到中国至今也有好几百年了，时间也不能算短。但是，始终与中国文化，包括佛教，格格不入。对于这个问题，基督教人士也有许多反省，也说出许多原因，我看都不是很中肯的。
基督教至今之所以不能像佛教那样为中国人所接受，当然是有原因的：
主体之门不开，无法与东方文化精神相契
佛教肯定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依之而“自力”修行成佛。这与道家经由自力修行而成“真人”、“至人”，儒家根据自力“践仁”便“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成圣成贤方式完全是不谋而合的。所以佛教可以传到中国，中国也可以“消化”佛教。从基督教来说，耶稣是由上帝差遣下来的，不是他那个“人”由“修养”而成的。他是“神而人”（God-man）不是“人而神”（man-God）。所以，依基督教义，只能说人人皆可经由信仰而成一个基督“徒”，不能说人人皆可经由自己的修养而成为基督。
就在这地方基督教与儒、释、道三教便格格不入。它根本开不出儒、释、道三教所必肯定的主体实践之门。主体之门不开，人道倒悬于神道，所以它与东方文化精神始终不能相契合。
基督教在这地方是十分感觉锐敏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祈克果一说出“主体性（subjectivity）即真理”这样的话便马上被视为异端。如果是在中世纪，不是就跟哥白尼一样送到“异端裁判所”中去了吗？
中国人，无分儒、释、道，偏偏就非要肯定主体性不可，虽然，他们所肯定的主体性尚非祈克果所说的主体性之所能及。其实基督教人士如果好好顺着祈克果这句话和存在主义的哲学彻底反省，“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不唯有助于他们在中国传教，也有助于他们本身之更接近于耶稣。这对他们自己也是极有益处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用佛家的名词来说，能开出主体之门，自我完美，无待他求，便是“自力教”，开不出主体之门必须依“他”而完美，便是“他力教”。我们成就自己的完美人格为什么一定需要一个“他力”呢？
基督教根本不可能成为中国文化的“动原”。但是可能不可能是一回事，他们要不要这样做又是另一回事。近代以来国家灾害就是因为文化出了问题，而且是在“动原”处出了问题。于是，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要取代这个“动原”。
这是一个文化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就是中国文化自己出了问题，而且是在文化“动原”处出了问题。这是一个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不关心的问题。用顾亭林的话来说，就是“匹夫匹妇与有责焉”，不只是那些庙堂之上公卿大夫的责任。
政府须放眼天下，存心万古
政府这几十年，经济建设的成就是举世都承认的。至于政治建设在现实环境中虽然有些地方不能完全做到，不能不有些权宜之计，但只要民主建国的最高原则不放弃，就是值得大家同情与谅解的。所以，政府这几十年的政治虽不如经济建设那样成功，进步也是很大的。
继经济、政治建设的成就之后，自然就是文化建设了。在这三重建设之中，经济建设最容易，因最具有实质性，同时也最单纯；政治建设因牵涉到的方面太多，必须要解决而却在现阶段无法解决的大问题太多，所以就比较难些；文化建设实在是最难的，因最“空洞”，最无实质性，最难有具体的成绩表现出来。但政府做事又那里可以没有具体的成绩表现出来呢？
于是，文化建设工作便落在田野考古、史迹勘査、民间艺术与所谓“文化资产”的保存与保管这个事务层次的工作上来了。须知这些工作在成功的经济建设中，一般民间的文化团体已经优为之了，不需要政府，尤其中央政府花大力气。一个民间文化基金会把大批散失在海外的家族谱牒搜集回来，又一个民间文化基金把索忍尼辛请来讲演，都是比这些事情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个为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发言人的中央政府在文化建设工作上不如新加坡政府，已是很不应该了；如何可以连民间文化机构都不如呢？
那么中央政府的文化建设应该解决些什么问题呢？实在说来就是这文化动原的“终极关心”问题，就是如何使全国人民在个人与集体生活中有一个正确方向的问题。而且此之所谓“全国人民”一方面指包括今天生活在台湾、海外和大陆的整个中华民族而言，一方面也指我们的后世子孙而言。所以才“难”。这工作你说它很空洞，其实是最真实的。这当然很难。但是，正因为难，才需要中央政府来作；普通民间文化团体都可作的事，或地方政府就可作的事，又何必劳动中央政府呢？
在现阶段这新的文化转型时期，中央政府如果完全不考虑文化建设的工作，也就算了；如果一定要考虑文化建设的工作，就必须要从目前这种地方性、形式性的琐碎事务的牛角尖中抽身出来，认清自己的身分地位，放眼天下，存心万古，用真正的文化智慧顺着下列三方面来用心：
一、《论语》说政府对于人民既“富之”就必须继之以“教之”，因为人民“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是要“近于禽兽”的。这“教”不是近代意义教育（education）之教，而是文化教养（cultural cultivation）之教。文化教养之教，就是使人真正成为人之教，这是只要造就专门技术人员的近代“教育”所不能负起的青任。
人无文化教养必物化，古人叫做“化于物”。软性的物化，就是奢靡；硬性的物化，就是暴戾。一个有远见、有责任感的政府，在谋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就应该注意以文化“教养”为主，使人民免于物化的文化建设了。
孟子所说舜在禹平定洪水之后命契为司徒，行五伦之教，使民“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免于禽兽化（即物化），便是我国历史上中央政府第一次有计划有目的的文化建设。
今天的问题，同样也是如此，中央政府的文化建设仍是要用这五伦之教来使人民从奢靡与暴戾的物化陷溺中解放出来回归到做人的本位上。也就是古人所说“复人道之正”。所不同者，五伦之教，在古代有古代的实践方式，在今天就应该有今天的实践方式。
如何教人民用现代方式实践五伦之教呢？现代方式是个什么方式呢？这就都是今天由中央政府推动的文化建设所必须考虑的重要课题。这是要用心的。
新加坡政府的文化建设有没有、能不能用心到这种程度，一时尚难看得出来；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文化建设工作是非作这样用心不可的。因为：（一）在现实上台湾所面临在文化失调中的奢靡与暴戾问题远比新加坡严重得多；（二）在原则上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所肩负的历史文化责任根本是绝对的，新加坡政府可以很轻松地说：“我们完全没这责任”。
二、政府来台之初即大力提倡民族文化精神教育。其用意也不可谓不诚，其用心也不可谓不苦。但是，三十多年来，其效果又是怎样呢？
在这种“民族文化精神教育”之下长大的青年到了国外，脚踏台湾海峡两岸专说风凉话者有之，只拿美金过生活中国事不闻不问者有之，你要他回来给国家做点事，必须付他美金待遇者有之，甚至根本就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一心一意只想取消中华民国者也有之。而且，皆不在“少数”。再说，国外有，国内好像也不是没有；国外很多，国内谁也不敢说就很少。而且，老早以来，在台湾的大学生都是以“迷失的一代”自称的。这是一个多么具有危险性的信号！文化教育当局怎可在这地方全无办法？
如果我们不肯承认这事实，也就算了；如果我们肯承认这事实，我们就应该承认这又是一次文化教育的失败。
老实说，我们不能怪罪那些所谓“误入歧途”的青年；也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国际阴谋分子”；政府是应该拿出真诚在文化教育方面作彻底的反省与检讨的。
绝对可以大有为，为什么要画地为牢？
三、文化教育须以开发民族文化中属于精神、智慧、理想、光明与生命的内容为根本要务。
文化建设工作可以完全不受地理条件的限制而突破这令人窒息的地方性，把自己具有的“中国”和“中央”特性理直气壮、生机活泼地证明出来。几个年轻人办一个杂志社出版一套《中国童话》就敢说是为全中国十亿人民与未来子孙着想的，中央政府文化建设工作的用心行事，又怎么可以没有这样子的理想与担当呢？在这绝对可以“大有为”的工作上，为什么也一定要画地为牢把自己囚限起来呢？
为中国历史文化动原的历代圣贤相传的成己成物之道，经过五四时代的刻意曲解与丑化，都已是不绝如缕，再经过这三十多年的打砸与铲锄，实已荡然无余了。
其实，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根本的“危机”乃是人民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人道没有了信心，对中国历史文化之所以为中国历史文化没有了信心。有一位好像是孙姓的青年诗人便在一首诗中说他所知道的中国历史文化只是到处埋葬着古人朽骨的坟墓。就是思想敏锐觉醒的一代也都是这样的，他们并未在中国文化中看到属于他自己或整个民族的理想与光明。
刻不容缓，无可旁贷的责任
要知道，这种根本性的“信心危机”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这很像秦汉之间的情形，而且比那时更严重。贾谊《治安策》中有很清楚的说明。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因此，今天政府的文化建设工作就应该在这里多用点心思，针对这民族的信心危机采取必要的措施以谋化除之道。最根本的方法，没有别的，就是把民族文化中属于精神、智慧、理想、光明与生命的内容开发出来。有一分努力，就有一分的成果；有十分的努力就有十分的成果。
现在，继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成就之后，这种开启民族文化精神、智慧、理想、光明与生命内容的文化建设工作是刻不容缓的，政府在这里有其无可游移、无可旁贷的责任，这才是王船山所说“立千年人极”的大业。历史功、罪皆决定在自己一念之间。面对祖宗与子孙，这是一件很值得有历史文化使命感、责任感的人，一想起来便会出一身冷汗的事情。当仁不让，这与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全无关系；任何人不能以此为借口推卸其当负的责任。
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把一切事情都推给政府而自己只是被动而行，这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建设中，都不是一个现代化国民应有的心态。在这个文化混乱问题时代中，我当该如何自处，乃是我自己的事情，是不能交给政府的。
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一定要肯定人民宗教信仰自由；一个不能肯定人民宗教自由的国家，便不足以称为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在台湾，人人可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但是，当你在使用这自由权的时候，你不能只作政治权利的考虑，你还要考虑到你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应当”的问题，当你真实而存在地感觉到你“应当”为中华民族作主的时候，你便知道你“应当”选择什么了。
真正的民族精神与文化智慧
当年甘地领导印度人向英国争取独立自由的非暴力方式获得举世赞美。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告诉他：“你这种革命方式完全符合我们基督的精神。你为什么不信仰我们基督教呢？”甘地的回答很简单：“我既生为一个印度人，便‘应当’信仰我们的印度教；既然我可以根据我们的印度教的信仰决定我这种合乎你们基督的精神的革命力式，那我又何必改信你们的基督教呢？”
这才叫做真正的民族精神。
这才叫做真正的文化智慧。
虽然只几句平常的话，却是从他真生命中出来的。他完全不属于任何外在而毫无意义的假借与攀附；他只紧抓着他作为一个印度人的“应当”，以他自己民族文化的精神与智慧肯定他个人的人格与事业，并以他个人的人格与事业肯定他自己民族文化的精神与智慧。人，只有在这种与自己民族文化的精神与智慧真正的同一（identification）中才能有真正的人格，有真正的事业；才能真正上不愧于祖宗，真正下不愧于子孙；才能真正地正其名分，真正地顺其言辞，真正地为自己的国家民族负得“起”自己的责任。
历史文化，有人说它没用，我们听起来好像很不顺耳；有人说它有用，我们好像也看不到它的用处在那里。因此，历史文化有用没用，就成了一个很难说的问题了。其实，也很容易，历史文化之有用与无用，不能在历史文化本身看，而只能在你有没有这种与历史文化之精神智慧真正同一起来的真正人格处看。你若没有这种真正的历史文化人格，只琐碎地讲些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和孟子的教训是没有用的，只空泛地讲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话也是没有用的。一切形式主义的教条与口号都只能在人们的幼稚、愚昧与闭塞的状态中起些短暂性的麻醉作用而已；等麻醉过后，非唯无益，且必有害。面对心智趋向成熟的人民与敞开的社会，非要用真正的人格讲真正的话不可。因此，如果你真正有像甘地这种真正的历史文化人格与智慧，不必讲大话，就可做大事。
所以，民族历史文化、圣人之道，究竟有用没用，不用问别人，只问自己有没有这真正的人格与智慧就知道了。
